前言
廣順元年郭威的即位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如同十世紀前期其他朝代的建立者，郭威在取得皇位之前，有一段長期的軍旅生涯。然而，郭威的知識素養及對儒學的喜愛，卻使他有別於之前的君主。
郭威即位，力圖展現對儒學的尊崇
儘管生長在一個貧困的家庭，且在年輕時便因犯下死罪被迫從軍，郭威卻在進入軍隊後開始讀書習文。當他在乾祐元年統率後漢大軍征討抗命的藩鎮時，其在軍中的作為如下：居常接賓客，與大將宴語，即褒衣博帶；或遇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眾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賜予，微有傷痍者，親為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溫顏以接，俾盡其情。郭威的衣著與言行，反映了軍旅生活與士人文化的結合，顯示他試圖表現自己能夠兼顧文武兩個領域，而非只懂得作戰。
郭威即位後，更力圖展現對儒學的尊崇。他在廣順二年抵達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舉行釋奠禮。
在儀式中，郭威準備下拜，隨從勸阻他：“仲尼，人臣也，無致拜。”郭威則回道：“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因此，他以國君之尊在孔廟前行跪拜之禮。
這是世紀中原地區，第一次有皇帝親自向孔子行釋奠禮，重新宣示儒家學說作為帝王之師的權威地位。相較於之前的短命王朝始終為各種內外軍事威脅所困擾，而無力關注民政和文教，郭威的王朝擁有更為強大的軍力來安定政局，使他得以對民政事務投入更多的關注。不過，後周政府享有的安定，實受益於之前四個短命王朝的努力。
這些王朝儘管未能根本削弱跋扈的藩鎮，但在限縮藩鎮軍力上獲得重大進展。轄區廣闊的節度使區在十世紀前半期一再遭到分割，以至於單一節度使不再能掌控廣闊的地盤及強大的兵力。相對地，自後唐以降，朝廷持續擴大中央禁軍的力量。
契丹人在天福十二年的短暫佔據中原，更急劇削弱了各節度使的勢力。
契丹皇帝強迫多數後晉節度使離開轄區，前往汴梁朝覲，造成許多地區陷入無長官的狀態。地方上的權力真空，使後漢王朝得以進一步擴張中央權威。
當郭威在乾祐二年率領後漢禁軍平定三位節度使的聯手叛變後，權力天平向中央傾斜的態勢已確立。
乾祐三年十一月，禁軍變節投靠郭威，導致後漢隱帝的死亡與後周王朝的建立。
得到禁軍支援的郭威，擁有強大武力，以致絕大多數的節度使不敢挑戰郭威的篡位之舉。唯有河東節度使劉崇為新王朝帶來麻煩。劉崇是後漢隱帝劉承祐的叔父，在聽聞郭威即位後，倚杖契丹的支援，宣佈自己成為後漢王朝的繼任者，
在河東地區形成獨立的政權，後世史家稱為北漢。
憑藉契丹的軍隊，劉崇對後周發動數次進攻。然而，在後周廣順元年慘遭郭威擊敗後，劉崇與契丹暫時停止行動。
由於擁有壓倒性的武力，郭威得以信心滿滿地將原有的後漢各節度使調離職位。
廣順元年八月，朝廷下詔要求十二位節度使同時進行輪調，沒有一位節度使敢抗命。
此事顯示了朝廷已有效地控制了地方行政。在廣順二年五月，郭威親自統兵平定了山東地區節度使慕容彥超的叛變後，自唐末以來即不斷上演的藩鎮反抗中央事件，終於在中原地區暫時銷聲匿跡。
這使郭威有多餘心力進行內政的改革。
為了革除後漢的政治弊端，郭威很快地廢除原有的殘酷律法，並減輕百姓的賦稅。
遵循儒家傳統的郭威，在宮廷中樹立起一種儉樸的生活風格，並禁止各地官員向宮中進獻奢侈品。郭威對於儒學的敬重，也使得文官的影響力有所擴張。宰相範質與李穀都是進士出身，並在朝政運作中擔任要角。郭威也致力於重整一度陷入失序狀態的行政體系。
例如，在後漢時期，州級地方長官依其任職地區的不同，所得的薪俸和其他待遇並不一致，以致在任命或遷轉上產生許多爭議。郭威下令依照官位品秩，將州級長官分為防禦使、團練使和刺史三級，官位相同者享受一致的薪俸、待遇。
郭威去世，其養子柴榮繼位
這項改革恢復了官員品秩在唐代原有的功能，可以看出郭威恢復唐代行政傳統的意圖。
然而，儘管郭威削弱了各地節度使的勢力，在恢復政局穩定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但禁軍的效忠與否仍是危害政治秩序的潛在威脅。郭威即位後，先後派王峻與王殷來掌管禁軍。兩人過去是郭威倚重的部屬，也是協助他即位的主要共謀者。但是，王峻與王殷掌權後卻變得專擅跋扈。
很快地，他們的專橫導致郭威及朝臣將其視為嚴重的威脅。
953年，他們接連被罷黜和處死。
不過，儘管郭威盡力將可能的威脅者解除職位，當他在顯德元年正月病危之際，禁軍中仍充斥各種流言，一些士兵抱怨犒賞不足，意圖共謀反叛。郭威得知傳言，召集禁軍將領，斥責他們的翫忽職守。隨後，抱怨計程車兵皆遭逮捕處死，騷動才得以平息。郭威在騷亂平息後不久去世，由其養子柴榮繼位。
新皇帝旋即面臨了一個嚴峻的挑戰。北漢國君劉崇認為柴榮是個經驗不足的統治者，因而與契丹聯手入侵。柴榮不顧高層文官反對，決定親自指揮禁軍抵禦入侵。顯德元年三月，雙方在高平進行會戰。作戰一開始，後周軍的東廂指揮官樊愛能與何徽，便率領數千名騎兵自戰場上撤離，將一千多名步卒留在戰場，致使他們集體向北漢投降。為了扭轉戰局，柴榮親率衛隊投入戰場。受此激勵，後周軍的主力奮勇進擊，幾乎將北漢軍與變節的北周步卒全部殲滅。目睹北漢軍的慘敗，契丹將領也率兵撤退。
聽聞柴榮獲此大捷，何徽與樊愛能帶著他們的軍隊返回後周的陣營。為了嚴懲叛逃，柴榮下令將何徽、樊愛能及七十幾位將校全部處死。後周軍隊在高平之戰中的叛逃，再次凸顯皇帝與禁軍之間主從關係的不穩。
自後唐以降，皇位的轉移大抵依循著一個相似的模式：
當一位才能、聲望出眾的武將與皇帝爭奪權位時，絕大多數對皇帝領導能力沒有信心計程車兵選擇變節。此種模式在之前的三場政權轉移中一再上演：李嗣源在天成元年推翻李存勖，李從珂在清泰元年取代李從厚，以及郭威在乾祐三年殺害劉承祐。在這三次皇位交替中，禁軍都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革新律法矯正混亂，柴榮令官僚編纂新法典
禁軍將士為了自身權勢與利益，支援頗有聲望的資深將領，推翻較為年輕且不得軍心的皇帝。後周禁軍仍抱持著類似的態度，當他們得知郭威即將過世時，普遍存在著一種不安全感。
由於缺乏一位足以信賴的領導者，禁軍對後周政權的忠誠度可以說是很低的。
柴榮顯然瞭解他在軍功上的欠缺會影響軍隊的效忠，因而堅持親自指揮對北漢的作戰。
事實上，他的憂慮很快成為事實。
由於對經驗不足的新皇帝沒有信心，何徽與樊愛能帶兵退出了戰場，意圖等待勝負分曉後再決定效忠的物件。
柴榮決定性的勝利證明了他的軍事才能，因此何、樊二人重新迴歸後周，期待能像之前許多的抗命將領那樣得到寬有。然而，對於柴榮而言，對北漢軍隊的勝利，已在下屬面前證明自己是可信賴的領導者，進一步維繫此一地位的最好辦法，便是嚴格地執行軍紀。
從此之後，強硬路線便成為柴榮重整軍事體系的指導原則。他裁汰禁軍中的老弱，在全國境內招募驍勇之士作為補充，尤其看重曾為盜匪者。透過此種方式，後周政府擁有一支強大且有紀律的軍隊，這不僅能防止地方官的叛變，同時使柴榮能夠遂行重建統一帝國的雄心。
柴榮以唐代為典範，建立一統帝國的意志，在其即位後即已顯現。
當他與大臣討論親自抵禦北漢入侵計劃時，宣稱自己是效法英勇的唐太宗。
在高平大捷後，柴榮對恢復唐代的領土範圍更具信心。
一群由郭威留下的文臣官僚，如王溥、王樸及李穀，成為柴榮在決策時最主要的顧問。這顯示柴榮與十世紀前期絕大多數皇帝的差異，後者總是將權力交給親屬或者原有幕府僚佐，導致朝廷中的多數官僚地位邊緣化。柴榮對於文官的仰重，得以拔擢更多能夠提供不同意見及盡心效勞的才能之士。
柴榮的領土擴張計劃根基於王樸的提案，而以南方最強大的南唐為目標。顯德二年十一月，宰相李穀成為討伐南唐行動的主帥。這是自唐末宰相張濬與韋昭度在大順元年失敗的軍事行動後，文臣出身的官員第一次有機會主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代表文官再度插手軍務。不過，李穀的南征並不成功。
顯德三年正月，柴榮抵達淮河，親自督戰。
由於不滿李穀失敗的指揮及保守的戰略，他隨即任命武將李重進取代了李穀。從顯德三年至五年，柴榮持續往返于都城汴梁與淮河流域。經過兩年的作戰，後周佔有長江以北的地區，南唐國主被迫向後周稱臣，並且年年進貢。在督戰之外，柴榮持續關注行政改革。柴榮的知識素養使他得以挑選素質良好的文人協助籌劃。
中央威權的鞏固，更有助於他推行全國性的改革。
顯德五年，柴榮派遣了三十四位官員至全國各地，重新釐定田租帳籍。
透過重編賦稅資料，朝廷得以有效地防範地方官員課徵非法的稅目；如前章所示，地方官的橫徵暴斂，正是世紀前期的重大政治弊端。
另一項重要改革是針對司法體系。
後周所繼承的律法存在著許多矛盾，而且是由過時詞語所書寫，以致執法者感到模糊難懂。
為了革新律法與矯正混亂，柴榮命令官僚編纂一部新的法典。
這項工作在顯德五年完成，命名為《大周刑統》。新編的法典在文字上清晰簡潔，對於官員及百姓來說都很容易理解。也因如此，賦稅與司法一直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在柴榮統治的五年之間有了明顯的改善。
此外，柴榮也開始逐步讓朝廷決定地方政府中的重要人事，剝奪節度使任命僚屬的權力。
參考文獻：
《左轉》
《通典》
《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