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公元1645年5月，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史可法督師揚州，迎戰清朝多鐸軍隊。5月13日，多鐸抵達揚州城下，以賓禮相待，當面勸降，許以高官厚祿，但遭到嚴詞拒絕，於是多鐸下令攻城，5月20日破城。

這段史料記載還是比較詳盡的，僅僅七天，揚州城就陷落了，而且七天中真正激戰的守城戰只有一天，之後，清軍攻入城裡，在十天的時間裡，除少數破城前逃出和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倖免於難者外，幾乎全部慘遭屠殺，僅被收殮的屍體就超80萬具，史稱揚州十日。

從史料記載來看，攻打揚州的是豫親王多鐸所統率的清軍，但實際上，在多鐸向揚州進軍的路上，有大批的漢人軍隊前來投降，降軍總兵力接近十四萬，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鐸的漢人軍隊，這個數字則更驚人地接近了二十四萬，遠遠超過了滿人軍隊的數量總和。

投降清軍並在自己國家領土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馬功勞的漢人絕對不在少數，揚州一戰只是窺一斑而知全豹。這類事情首先是一個道德底線的問題，投靠異族統治者而大肆屠殺同胞，這種做法還竟然獲得了眾多的響應者，這樣的一大批人群對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感是怎樣的？換句話說，對祖國的誓死報效與無條件的忠君思想在這樣的亂世當中有多少人是義無反顧的堅持者？如果改朝換代的統治者並非異族，他們又會怎樣看待投靠與屈服？

男子四周頭髮全部剃光，只在頭頂中心處留有金錢大小的一小撮頭髮，辮成細細的髮辮，垂下來形如鼠尾，並能穿過銅錢的方孔，被稱為金錢鼠尾。

當時的明朝降臣孫之獬給順治上書，“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

於是1645年6月，清廷下達了剃髮令：“所有人十日內完成剃髮，違令者死，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漢人為了衣冠髮式鬥爭了幾十年，最終還是敗給了滿清統治者。漢族大部分生者都剃髮結辮，改穿滿族衣冠，堅持不願改換衣冠者要麼被殺，要麼逃到海外，要麼遁入空門，帶髮修行。

然而就是當時被漢人認為是有辱祖先的這條髮辮，200多年後，卻又成了漢人們視之為生命的“傳家寶”，象徵著自己愛國行為的具體體現。

1912年，清帝退位了，民國成立了，老百姓卻不肯剪辮子。

1912年2月，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寫道，革命軍帶著剪刀作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髮的中國人的辮子……南京人民對這樣的暴行感到非常憤恨。

同期，在成都、長沙、昆明等地，也因為軍隊強制剪辮而引發了民眾恐慌，甚至發生了血案。雲南軍政府於1912年11月5日限令民眾5天之內剪掉辮子，但在騰越縣城，英國駐當地代領事史密斯觀察到：公眾對革命是冷淡的。人們沒有任何熱情，在街上很少見到剪了辮子的人。

事實上，民國成立後，相當數量的中國人，仍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辮子。在山西，直到1918年，閻錫山仍在大力推行“剪髮”政策，派出政治實察員至各縣，逐級追查剪辮情況，至1919年，山西的辮子才算大致剪完。

1923年，上海廣益書局出版《中華全國風俗志》，對各地民眾留辮情況頗多介紹，如河北保定，留辮未剪者，“十居五六”。

錢穆大師生於清末，甚至一度不知道清朝皇帝是滿人——伯圭師隨又告餘，汝知今天我們的皇帝不是中國人嗎？餘驟聞，大驚訝，雲不知。歸，詢之先父。先父雲，師言是也。今天我們的皇帝是滿洲人，我們則是漢人。

“虐待裡發現快感，奴役中尋出美來”具體到“辮子”問題，辜鴻銘可算一個典型，他當然不會不知道“辮子”承載著一段黑暗的奴役史，但他仍把辮子推為“國粹”。在當時國人眼中，愛國與愛清是一回事，連王國維都是拖著長辮自殺的。

今日離清末民初已然過了一百餘年，然而有些人又何嘗不是拖著“長長的髮辮”在大談愛國，大表忠心呢？

孟子曾主張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是要擺在“民”的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