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佘宗明

哲學家薩特說過：我們都是歷史的人質。

更早之前，先哲塞涅卡說：願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願意的人，命運拖著走。

華為的遭際，儼然對這兩句話在關聯基礎上進行了“重組”：

企業也是時代的人質，順之就是踩著時代節拍走；逆之就是被時代推著走。

都知道，2019年是華為的命運轉折點。當年5月16日，華為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這成為華為發展史上的拐點性事件。

在此之前，華為正如日中天，在全球手機市場的份額一度超越蘋果、三星，成為No。1。

然而，在那之後，遭遇斷芯危機的華為，包括手機在內的多個業務遭受重創。

但華為終究是華為。危機之下的華為挺能扛。

在大環境並不好的2022年，華為營收實現了“止跌”，比2021年的6368億元還多了1個億，“1+N”的業務體量逆勢起量。

可就在很多人都認為“華為最難的時候過去了”之際，太平洋彼岸有人打了響指。

連日來，訊息稱，美國方面有意繼續加大對華為的“卡脖子”力度：考慮在5月份之前，徹底斬斷華為與美國方面關鍵供應鏈的合作。

涉及的產品與技術，包括4G、WiFi 6和WiFi 7、人工智慧以及高效能計算和雲專案等。

這是什麼概念？說斷供面“從90%到100%”有些抽象，就這麼說吧——

之前對方是狠狠砍了華為一刀，只不過，華為還能拖著流血之軀去找“解藥”——有“特別許可證”護身，高通的4G SoC、英特爾的Intel Core i7-1260P處理器、AMD的CPU還沒完全斷供。

可現在呢？對方醞釀中的新一輪禁令，直接要把這些“豁免”通道都堵死。

高啟強這類“古典流氓”，都不會這樣趕盡殺絕。

認或不認，都無法迴避殘酷的現實：

當下的華為，正困在“大拆解”時代裡。

01

“全球化幾近死亡，自由貿易也快了。”

去年12月，在亞利桑那州新晶圓代工廠的移機典禮上，91歲的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為全球化唱起了輓歌。他感慨，地緣政治，已經徹底改變了半導體制造商面臨的處境。

而晶片產業的處境之變，又直接改變了華為的處境。

許多人都會設想兩個“如果”——

1，如果2019年沒有被卡脖子，那華為的硬體是不是可以撼動蘋果的江湖地位了？

要知道，憑著ICT和5G領域的技術積累，華為自進入智慧手機業務後，很快就從無到有再到優，成了蘋果三星之外的另一極。

就在被斷供的2019年，華為手機出貨量還有2。4億臺，直逼全球第一。

可斷芯對於消費電子業務無異於索命，自2020年起，華為手機就逐漸跌落到各類智慧手機排行中的“Others”位置，2022年出貨量被估測只剩大概2000萬臺。

去年華為釋出了mate50手機，雖然擁有“捅破天”的技術，可在5G時代用的是高通的4G晶片，讓很多潛在使用者望而卻步。

2，如果今年5月後華為不會再遭禁令，那華為會不會迎著困難再度崛起？

過去3年，華為很難。可憑著發力智慧屏、可穿戴裝置與汽車業務，華為終端營收依然保持了千億級的規模，問界能成為新能源汽車中的黑馬，就得益於華為光環。

就連被打斷了腿的手機業務，華為的中國市場佔有率從同期的7%逆勢攀升到了9。5%，成為唯一正增長的品牌。

正因如此，在2022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辭裡，華為輪值董事長徐直軍說到，“2022年是華為從應對美國不斷制裁的戰時狀態逐步轉危為安的一年。”“2023年，是華為在制裁常態化下正常運營的第一年，也是關鍵之年。”

華為短期內很難回到2020年以前，但失血後的回血之快，也突破了很多人的想象。

將“打不死我的，只會讓我更強大”套在華為身上，屬於雞血過剩，但不得不說，拖著半條命求生的華為有著很足的韌勁、很強的生命力。

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全面斷供”危機，將“轉危為安”後正踹氣的華為，又拽入新的危局。

華為要“活下去”，但那隻在脖子上游移的手不肯答應。

某種程度上，這就是：“大拆解”時代裡的困，華為的命。

02

“大拆解”時代，是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提出的概念。

他曾在《大拆解時代——不確定中的確定性》文中指出：

過去幾十年裡，我們經歷了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把世界凝為一體的過程。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就是發生在這個大背景之中。但是，現在這個過程在發生逆轉，似乎正在成為一體的世界在被重新拆解開。

大拆解這個概念，與脫鉤的概念是不同的。大拆解是脫鉤的大背景。脫鉤是區域性性的、要素性的，主要指經濟技術領域，尤其是產業鏈和供應鏈。而大拆解則是整體性的、結構性的，是原有框架的拆除與重新構建。

大拆解的主脈絡不是經濟，而是政治與價值觀。所謂的脫鉤就是在大拆解的基本背景下發生的。如果脫離開大拆解這個基本背景，就脫鉤說脫鉤，往往會發生誤判。

在他看來，在幾十年全球化的過程中，這個世界的底層形成了一個互相依賴的基礎。最主要的是三重依賴就是：

歐洲對俄羅斯能源和資源的依賴，歐洲美國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中國、俄羅斯對美國西方高科技、高階裝置和金融體系的依賴。

但如今，這三重依賴正被一層層拆解。

揆諸現實，有些情形，就驗證著他的判斷：

自2018年起，美國就在力推“製造業迴流”；

德國前不久宣佈，從2023年1月1日起，不再購買俄羅斯石油，正式結束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越南製造業火爆

耐人尋味的是，2月2日《人民日報》刊發的《“脫鉤斷鏈”行不通，深化合作是出路》一文中，還專門提到“近年來，美方沉迷於透過脫鉤斷鏈遲滯甚至中斷中國發展程序”。

這跟這些年來被全球化加速形塑的“大眾心智”，無疑是背離的——在不少人看來，資本就是逐市場的水草而居的，全球就是被跨國流動串起來的，世界經濟早就“打斷骨頭連著筋”了，脫鉤是不可能脫鉤的。

可別忘了，在俄烏戰事燃起前，很多人還預測靠俄羅斯天然氣續命的德國不會支援烏克蘭呢。

不能總以經濟邏輯去審視地緣衝突。孫立平教授就說，在全球化時代，通行的是比較優勢邏輯和資本逐利邏輯，哪成本低去哪建廠，哪能掙錢去哪發展，可大拆解之下，安全的邏輯和價值觀的邏輯將會凸顯出來。

要是單純秉持經濟成本邏輯，臺積電才不會跑到美國去，重蹈富士康意欲創造“世界第八大奇蹟”拯救“鐵鏽帶”卻遭遇重挫的覆轍呢，可它偏就去了。

大拆解，就是將經濟因素考量後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說過：如果陷入嚴重的貿易碎片化，其長期成本將佔全球產出的7%。可當經濟因素不再成為“根考量”時，抬高經濟成本也要拆解，會是常見操作。

03

將華為的境遇置於該背景下打量，很多情況就會逐漸明瞭。

全球化的根基之深，決定了“大拆解”不會是硬隔離式脫鉤，價值觀的壁壘之深，又決定了大拆解會以軟著陸方式進行。

到了條件漸次成熟時，就會由“軟”到“硬”。

在大拆解的邏輯框架下，華為是全球企業，但首先是中國企業，在大國博弈的語境中，它代表了中國產業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節點上攻佔制高點的頭部力量。

華為被推到大陸架碰撞的前沿，進入被遏制的射程，也是必然。

TikTok在歐美被針對，也跟這背景直接相關。

但對華為進行“拆解”，會造成“殺敵亦自損”的結果——在產業鏈上下貫通的生態下，讓華為“休克”，大受衝擊的高通們也很難受。

所以美國當前的限令，挺像是“兩步走”的節奏：

先留個過渡期，“保留4G，斬斷5G”的晶片供應，透過給合作伙伴發“特別許可證”的方式留個口子；

後開啟完全式制裁，等己方和盟友損失降到最小後，痛下殺手，全部斷供。

TMT觀察家王新喜就斷言，新禁令一旦出來，最致命的影響是打破了華為的研發投入正迴圈——被牽制的華為盈利能力下滑之後，研發投入可能就會捉襟見肘，技術創新與新品研發的進度可能就會慢下來，產品與技術競爭力就會下降。

華為也在努力克服影響：華為產品所需的軟體層面的作業系統、EDA工業軟體及硬體的晶片和零部件設施，以往嚴重依賴美國供應商，現在漸次轉向中國廠商，螢幕、板材、射頻等幾乎都是國產供應商提供，作業系統、影像系統、衛星通訊等技術則是強化自研。

資料顯示，2020年時，華為5G基站的美國零部件比重達27%，2022年則佔比不到2%。手機也是採用鴻蒙系統。

可在這2%處卡脖子，照樣可能扼中要害。

04

去年8月，華為掌門人任正非在內網說，“把活下來作為最主要綱領”，“把寒氣傳遞給每一個人”。

現在看，這或許是對華為在時代大潮中被裹挾命運的洞見。

華為的發展之路，註定會趟過兩段路：

一段是“全球化”，一段是“大拆解”。

在全球化時代，華為抓住了時代紅利，它踩著時代的節拍走：憑著硬核的技術與產品，依託“農村包圍城市”的出海策略，它從非洲到歐洲，最終做成全球最大通訊裝置供應商、5G技術引領者。

在大拆解時代，華為被捲入巨浪中，免不了被推著走——時至今日，它成了地緣摩擦下受累最深的科技巨頭。

也許在很長時間內，全球化與大拆解都是並行。經濟學者王德培就說：“脫鉤”無法根本性解決全球性失衡，失衡後的再平衡更需要互聯；與互聯的大勢相比，單一國家或個人發出的“脫鉤論”只是時代迴旋的一個渦流，並不能逆轉或否定全球化的長遠趨勢。

可這不妨礙，大拆解順著價值觀的分界線，在科技等攸關未來全球競爭的層面展開。本質上，這是全球化場域內引力與張力對沖的反映。

有人說：大江大河裡，一滴水，怎麼會知道洪流的方向呢？

把這話換個說法就是：水滴想要“我命由我不由浪”，但浪不肯。

可此前面對極限挑戰的華為，就奮力爭取到了“絕地逢生”的劇本。

那這次呢？

就眼下看，它的後方，已站著無數人。

釋出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