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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婚恐育現象是由多重社會原因造成的，要想破解，也必須多管齊下。只有讓托育成本顯著降低，幫助婚育家庭減輕贍養負擔，才能更有效地打消婚育適齡人群的婚育焦慮。在政策上、經濟保障上，我們都應以更開放、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優客工場創始人毛大慶，文章來源於“毛大慶”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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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三八婦女節”越來越受到中國社會的重視，女性無論在職場還是生活中所受到的尊重和起到的作用，都呈上升趨勢。

欣喜之餘，卻仍有一些問題擺在那裡，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全社會的重視，並設法從根本上解決，將成為中國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巨大阻礙，甚至可能觸發社會危機。

這些問題，歸總為兩個字：

婚、育。

除了老生常談的教育、住房等成本高啟，讓很多年輕人對婚育望而卻步，背後更涉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流動人口逐年提升、婚姻價值觀重構、女性生育權利未獲足夠尊重、伴隨老齡化社會的贍養焦慮等一系列深層社會問題。

種種問題，加總到女性個體最重要的兩個生命節點“婚、育”之上，無論是各級政府、企事業用人單位、社會組織，乃至全社會的意識層面，都亟待提升在婚育成本危機和女性生育自由層面上的理性認知，並儘快找到具有可操作性的應對措施。

年輕人為什麼會恐婚恐育？

首要的一個原因，來自於流動型社會的生活焦慮。

改革開放至今，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城鎮化的推進，以及戶籍管理制度的逐步調整，可以看到明顯的人口流動加速趨勢。

本世紀初，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是1。21億，佔當時全國人口比重不到一成；10年後，這個數字增加了1億，比重也上升到了16。5%；2020年，中國的流動人口總量達到3。76億，佔全國人口的26。6%，這意味著，每四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是流動人口。流動人口數量逐年提升的根源，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因為流動人口的增加，使得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與其他區域之間的發展差距正在進一步拉大。

在流動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年輕人，且正處於擇偶、建立家庭、生育的旺盛期。但是，這些人在抵達一座陌生的城市後，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站穩腳跟，如何謀生，如何在事業上獲得發展的現實問題，而不是尋找伴侶，結婚育兒的生活問題。

這其中，又存在外地人之間、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間的不同婚戀關係，其中充滿著大量外部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婚戀關係非常脆弱，稍遇挫折，婚戀進度就會停滯不前。

當生存與生活成為一道單選題時，絕大多人都會選擇前者。

另外，女性的婚姻觀的改變，無形中提升了婚姻意願。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婚姻是一個家庭乃至家族獲得延續的必由之路。

隨著女性知識技能的普遍提升，她們在社會環境中的自由度越來越高，必然帶來更高的自我追求。

現代女性，尤其是職業女性，對於個人生活質量有更高、更多的訴求，對婚配物件的綜合考量標準也在提升，她們不再把婚姻與生育作為純粹因果關係看待，於是，結婚與生育之間不再具備必然聯絡。

很多職業女性、知識女性，對於婚姻的看法顛覆了傳統觀念，對婚姻的可持續性、耐久性、生活質量的保障、乃至配偶在個人趣味上的契合度，都有著極高的要求，這將導致她們找到合適婚配物件的機率降低。

與此同時，男性在婚姻觀上的態度也在發生轉變，婚姻的忠誠度正在承受來自社會方方面面誘惑的考驗。

近年來，女性在懷孕期間，丈夫出軌的機率逐年提升，再加上頻繁出現的社會名人、明星在婚姻上呈現出的負面示範作用，令人們對婚姻的存續和健康度有了更多的疑慮。

從社會價值體系的角度分析，婚姻觀變遷的背後，是中國社會近半個世紀來財富積累的爆發式增長，以及拜金主義的蔓延，這些都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傳統的價值觀，從而間接地改變了人們的婚戀觀念。

當實用主義成為主流，婚姻這種以奉獻與包容作為存續基石的社會關係的穩固度，必然會降低。由此，也使很多女性對婚姻產生了天然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再一次降低了適齡人口婚戀成功的比例。

再有，女性本該擁有的自主生育權卻沒有得到足夠尊重。

生育，是女性被自然賦予的權利，與婚姻的狀態、法律的約束沒有必然聯絡。

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卻在中國漫長的社會程序中不被接納，在古代，對於女性有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束縛，即便進入近現代社會，女性在婚育問題上依然被設定了重重道德和法律障礙，導致女性在生育問題上長期處於弱勢地位。

“必須先結婚，才能生育”——這本身就是一種對女性生育權利的窄化。

由這一觀念藉助社會道德體系和制度體系共同作用，逐漸形成了對非婚生子女的人格歧視、戶籍歧視、社會保障歧視。

一個最典型的現象，就是屢被打擊，卻又難以禁絕的拐賣婦女案件。這些案件表面上看是對女性生育權的壓榨，將女性視為純粹的生育工具，而其底層邏輯中，是社會對於女性生育權缺乏應有的公正對待。

一個不能迴避也不可否認的現實是，在以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對於女性的生育權有著過多的干預和束縛。

在這個問題上，從法治層面到道德觀念層面，婦女真正獲得尊重路途遙遙。

區域經濟不平衡帶來的剩男剩女現象，是一種特別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

在城市中，剩女普遍多過剩男，而在農村，剩男多過剩女。

“剩”這個字不是特別好聽，但很形象地說明了當前社會人口的婚戀狀態。

在中國農村，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在留下務農的男性勞動力人口中，有不少人在個人素質、知識水平和經濟能力上無法滿足當代農村女性的婚戀訴求，成為婚姻困難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農村彩禮水漲船高，少則十幾萬元，多則30萬元。包括彩禮在內的高額婚姻成本，使得一些農村家庭“望婚興嘆”。

在城市，女性的意識覺醒和知識技能提升，讓這一群體對於婚配物件的要求趨高，再加上“房子車子票子”方面的現實需求，找到一個滿意的婚配物件，也成了一件難事。

另一個現實是，中國東部的貧困農村，透過買賣（拐賣）婦女實現婚姻的情況明顯高於中國西部的貧困農村，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極不平衡，也催生了畸形的婚配現象。

除了人口流動率高企、婚育觀的改變、生育權的束縛、區域經濟不平衡等因素，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是年輕人恐婚恐育的重要因素：贍養老人的壓力。

贍養老人天經地義，但同時，對於少子女多老人的家庭而言壓力巨大，贍養老人自然也是與婚育相輔相成的，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角度。

當中國的四二一家庭結構漸漸成為社會主流時，現實的情況是，六個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撫養一個未成年人。

可以想見，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後，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會演變成一箇中青年家庭贍養12位老年人，其中包括4位低齡老年人和8位中高齡老年人。

“1-2-4-8”的家庭養老結構並不是一個玩笑，它正在非常現實地出現在中國社會的家庭模式中。

如果不對中國養老產業進行有針對性地扶持與推動，不對養老福利體系進行全面佈局，現在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年輕人將會產生更加嚴重的恐生情緒和巨大的生活負擔。

解決焦慮要多方發力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恐婚恐育現象是由多重社會原因造成的，要想破解，也必須多管齊下。

在生育子女後，家庭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初生兒及產婦的養護，

月子中心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產業趨勢，能提供普通人家難以滿足的服務，但目前這一領域在中國仍有待進一步開發與推廣。

資料顯示，中國3歲以下嬰幼兒接近5000萬，而針對這一低齡人口的托育機構稀缺，入托率約為4。1%，對比發達國家35%的平均入托率，中國亟待推動托兒服務機構的整體數量。

在提升托育服務數量的同時，中國也應在適當的條件下透過政策干預和社會力量扶持，儘量降低中國家庭的托育成本。

只有讓托育成本顯著降低，才能更有效地打消婚育適齡人群的婚育焦慮。

對於如何刺激生育率的回升，國家已經進行了多方面的有益嘗試，包括生育補貼、購房補貼、雙減政策等，但考慮到生育率長期低迷，針對養育、贍養家庭的補貼力度有待提升。

比如，對於二胎家庭、多子女家庭、獨生子女贍養家庭在房貸、車貸等方面的補貼，在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政策，在福利體系上的整體扶持。

在產假的實施層面，企事業用人單位因為女性生育而導致的用工成本損耗，應由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政策補貼，這樣可以有效降低用人單位對於未婚未育女性招聘上的潛在歧視，並打消職業女性對於因生育而導致的職業規劃焦慮。

此外，對於女性生育權需要透過法律加以支撐。

原衛生部在2003年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

當今社會，隨著科技發展和文明進步，以及女性價值觀的覺醒，育齡女性中出現了各種與傳統生育價值觀相沖突的訴求。

比如，一些有意願進行三胎、四胎生育的家庭，要面對女性年齡偏大的高齡孕產風險；沒有結婚意願但有生育需求的育齡女性；正處在職業發展黃金期的職業女性，想自主選擇孕產時間；由於對身材管理有特殊需求而想育而不想自己孕產的育齡女性；有以科技手段輔助優生方面訴求考慮的育齡女性。

現行的輔助生殖技術規範在操作中造成了未婚女性使用精子庫、凍卵技術方面的障礙，嚴重束縛了女性的生育權。

規範的實施背景是計劃生育政策框架，而今天的中國，在生育政策上已經非常開放，因此，規範不再適用於當下的社會環境，應該立即對原有政策做出適當調整。

對這些女性群體，在政策層面、法律層面以及醫療技術層面，都應該有更明確的態度和措施。

比如，針對職業女性，是否可以考慮在適合的法律框架內推廣代孕制度的施行？同時，針對一些無婚姻意願的育齡女性，是否可以在精子庫平臺的搭建、凍卵技術的推廣方面有更多嘗試？讓女性有更自主、自由、自定的生育權。

以上這些育齡女性的訴求和法律約束如果得到解決，或許對提升生育率有所幫助。

贍養老人是適齡婚育人群的重要焦慮來源，只有透過整個社會體系的調整，更好地替婚育家庭減輕贍養負擔，才能打消他們的生育焦慮。

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亟待全面推進適老化改革，讓養老服務體系成為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銀髮友好型社會。

目前，中國的養老機構明顯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老齡人口需求，而在銀髮產業層面，也需要更多針對老齡人口的有效供給。

未來幾十年，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有效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家庭養老將導致大量的家政服務、老人保姆用工缺口。針對這些家庭養老中的用工問題，也需要立即著手製定人才培養規劃。

生育政策是一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平衡策略，女性已經成為當代社會勞動力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她們還需要負擔著生兒育女的家庭責任，因此，

在政策上、經濟保障上，我們都有理由以更開放、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保護女性合法權益，提倡性別平等平權，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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