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孔子和亞聖都是“重義輕利”的儒家代表，也是古代君主用來對民眾進行思想控制的重要工具。再加上牽頭推廣“重農抑商”的商鞅，便在一定程度上組成了引領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生產生活方向的“弄潮兒”。

但現實生活是生動而有趣的。朝廷有朝廷的政策，人們生活有生活的節奏。城市還是在不斷髮展，市民經濟也越來越繁榮。所以儘管朝廷嘴上說著重農抑商，手卻扒住商人的荷包不放。而這被朝廷又愛又恨的，當以元末明初的江南首富沈萬三為典型。

在商界，沈萬三幾乎是與孔子“並列”的存在。這位“商聖”，雖然本名沈富，字仲榮，名字有些俗氣，但確實有著過人的商業頭腦。明人將鉅富的人稱作“萬戶”，又由低到高分為哥、畸、郎、官和秀五等，五等的每一等又細分為三等。

所以僅從沈萬三被劃定為“秀”等的第三等，被稱作“沈萬三”或“沈萬三秀”，我們就能明白他的富有。

對於沈萬三的“第一桶金”，流傳最廣的說法是“分財說”。曾是禮部要員的楊循吉最先在其《蘇談》一書中記載這個說法。當時他已退休回到蘇州府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境內）的老家，在閒暇之中便記載下了百餘年前的這位聲名顯赫的鉅富同鄉沈萬三的一些故事。

“分財說”記載，元末富豪陸道原在晚年時將自己的家產分給了兩個看重的後輩，其中一個便是沈萬三。得到這筆“創業基金”的沈萬三由此在商界嶄露頭角。這一說法，在明清時期就已經廣為流傳，成了認可度最高的有關沈萬三早年的說法。

不過也有明人發現，所謂的“陸道原”，其實是人們對“陸德原”的誤傳。根據陸德原的墓誌銘，他和沈萬三的關係，應當是他向沈萬三購買了一批名貴木材。兩人的經濟交往，當是正常的商業活動。

民間流傳廣泛的“分財說”，應當是人們結合元末的實際進行的一種誤傳。在元朝末年，確實有很多富豪為了自保將自己的錢財散盡。不過元至治三年 （1323） ， 朝廷完全開放了民間的海外貿易，當時的蘇州府已是重要的貴重木材的進口口岸。所以陸德原找上同府的商人沈萬三為政府買一批木料，也不是什麼難以發生的事。

且漕運在當時的貿易中有著重要地位，蘇州又是漕運路線上的一個重點，所以沈萬三將海運和漕運結合起來做貿易，也是極有可能的。明代成書的《雲蕉館紀談》也提到，沈萬三早年在江南一帶做著涉外貿易，因此積累了“金數百萬”的財富，躋身富豪的行列。

元朝末期，農民起義在全國多地爆發，蘇州府也被在江浙一帶起義的張士誠佔據。不過因為張士誠早年也是在沿海經營私鹽的，所以深諳海外貿易的重要性，其域內商業貿易得以繼續開展。由此，沈萬三的商業活動在這個動亂時期也沒有受到嚴重的打擊。這為他繼續積累財富，提高社會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且與張士誠打交道，在分裂時期繼續開展貿易的經驗，讓沈萬三在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後也活得比較容易。他不僅積極向財政正困難的新王朝納稅，還動用自己在商界的地位為朝廷徵稅。且在朱元璋的要挾下，他還自掏腰包為南京修建了從洪武門到水西門的佔總工程三分之一的城牆。

因而至少在表面上，朱元璋對這個江南富豪是笑顏相向的。

三分之一的國都城牆。這筆開銷於一個國家而言都是一筆巨大的開支，而沈萬三以一家之力就能承擔，可見此時他的家底有多殷實。民間也有記載，稱他家財有“二十萬萬”。且這“二十萬萬”的單位我們還不得而知。

從沈萬三的日常生活，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富裕。明人有載，沈萬三的日常用具之豪華，堪比帝王。他家後院的矮牆周長七百二十步，寬六尺。其上不僅修建了三層高臺，還種滿了各種奇花異草。一年四季，無論何時去看，矮牆上都有盛開的鮮花，遠望如錦，因而這被稱作“錦垣”。

在錦垣之內，有沈萬三讓人精心佈置的假山。山間還有一方巨大的養著金魚的池子。池中又有一座恍如仙境的樓閣。樓閣裡還精巧地建起一座“樓中樓”，名曰“寶海”，用以收藏沈萬三淘來的珍寶。樓下還有溫室，樓前還有綴滿寶石，掛著銷金雲帳的可容納十餘舞者共舞的“秉燭軒”……江南的園林向來精巧，江南的富庶之家也不少。但即便是讓劉姥姥都看呆了的賈府，也沒有沈家的這般奢華巧妙。

曾有幸去拜訪過沈萬三的明代戶部左侍郎莫禮也描述過他在沈家見到的景象。

沈家在招待他時，把日常的金銀器具撤下，換上了緙絲的桌布。桌上的筷架是羊脂白玉雕刻的，放酒的盤子是白瑪瑙製成的。就連站在一邊服侍的僕人都穿著貴重的青羅裡翣……

作為被朱元璋親自盯上的“冤大頭”，沈萬三要是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不夠富可敵國，大抵也不會被盯上。有錢能有錢到這個地步，也著實是讓人又羨慕又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