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人們對於貴族這個概念總是存在偏見，彷彿只要一提起貴族，肯定會有人大罵這是封建等級觀念在作怪。而在現實生活中，又有許多暴發戶自詡為貴族，因為在他們看來，有錢有車有房渾身高階名牌，便是貴族。
這兩種想法都是帶有濃濃誤解和偏見，不知
歷史上的貴族之所以贏得人們尊重，並不是因為身居高位，騎在民眾頭上作威作福，或者多麼有錢，而是因為一種渾然天成的高貴氣質，象徵著修養、品行、責任、綜合能力。
托克維爾認為，最難擺脫專制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不再存在和很難存在下去的社會，而且正是在這種缺乏貴族的社會中，專制所帶來的危害最大。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來貴族的存在可以削弱國王的專制，使得普通民眾不至於直接暴露在強權下；二來貴族自身所特有的修養、能力、榮譽、責任感，可以促進社會科技文化的繁榮；三來貴族因為富有政治經驗可以在特定時期承擔治理國家的重任。
因此可以說，一個貴族制不再的社會很容易重新走上專制的道路，“當人民在其內部摧毀貴族政治時，他們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權制”。可見，托克維爾是非常看重貴族的，十分推崇貴族的歷史作用。那麼，托克維爾筆下的貴族是怎樣一幅畫面？
歐洲貴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貴族（aristocrats）最初在古希臘語中是“最優秀的（aristos）”一詞的派生詞，意為賢人、大德之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希臘思想家都把貴族定義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的人。
後來慢慢的，貴族才多了富貴的含義，不過倘若只有富貴而品行低下，照樣不被人認可。
真正的貴族因為品德高尚深得人們敬重，如果除了有錢有勢再無其它，就只能算是暴發戶，這種人會成為人們笑話的物件。
中世紀法國的貴族，多為領主、鄉紳，住在城堡裡面，統治一個地方，享有管理許可權，但同時又必須承擔各種義務，“在封建時代，人們看待貴族近似於我們今天看待政府：為了取得貴族給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貴族強加的負擔。貴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權，擁有令人難以忍受的權利；但是貴族確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執行法律，賑濟貧弱，處理公務”。
根據那時的法典，貴族還必須監督本地民眾受教育，學會生存手段，在沒有土地的情況下，依然還能生存下去。正是由於貴族必須對治下的人民承擔各種義務，所以人們大都對貴族的特權表示接受。這個道理很簡單，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權責一致，你擁有這麼多特權，那就必須承擔義務，否則肯定會引起不滿和反抗。
而這又在告訴人們一個道理，有的時候並不是特權讓人難以忍受，而是因為沒有盡職盡責，只要你做好事情，讓人們覺得滿意，哪怕享有比較多的特權，也無大礙。
那時的貴族雖然不乏粗魯，沒有文化的人，但是更不缺少富有修養的人，而且伴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貴族開始成修養、文化的代名詞，尤以英國為代表。
英國有一所著名的貴族學校，即伊頓公學。創辦於1440年的伊頓公學，最初是為70名貧窮學生提供免費教育，後來日漸成為全世界最著名的貴族學校之一，素有“紳士的搖籃”的稱呼，大量的政治、王室、社會、文化、科技、經濟精英畢業於此。
與大多數普通學校不同，這所學校推行的是博雅教育，也就是讓學生全面的接觸各個學科，包括在很多人看起來沒有用的拉丁文、藝術史、古希臘人文經典、中世紀宗教著作。
在學校生活中，學校會有一套規範來指導和約束學生，讓他們自小就習慣上流社會的禮儀，養成貴族的秉性，崇尚榮譽，言談舉止皆能稱之為優雅。
伊麗莎白女王參觀伊頓中學
除了學校教育外，還有家庭教育、社交。
一般來說，早期貴族多為暴發戶和大富翁，雖然有錢有勢，卻很難獲得人們尊重，自己活得也很不體面，只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往後的幾代，由於有了更好的教育條件，慢慢自會薰陶出修養和才華，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貴族。
於是，就會出現了一種現象，即人類在藝術、文化方面的貢獻，更多的不是貧民，而是貴族。這就像人們在談論偉大文學作品的時候，總是喜歡說偉大的作品都是作者閒著無聊寫出來的。
貴族因為擁有更好的教育條件和生存環境，自然更容易寫出優秀的作品，而普通民眾更多為生存所束縛，難以顧忌這些。法國大革命前夕在貴婦人中間存在一個有趣現象，很多貴婦經常在家裡舉辦各種文化沙龍，支援藝術家、思想家的事業。而在這個過程中，毫無疑問也加強了自身的修養。
貴族的修養可從一件小事看出：路易十六的皇后被推上斷頭臺的過程中，不小心踩到將要對自己行刑的劊子手的腳，本能地說出一句：對不起，先生。
瑪麗皇后和孩子們被巴黎市民活捉
歐洲的貴族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一種是貴族在國王分而治之政策下，陷入孤立狀態，一種是貴族與新興資產者聯合，共同推動社會進步。
前一種情況下的法國，貴族逐漸沒落，趨於貧困化。可是，他們大都瞧不起這些腰纏萬貫的新興資產者，更不屑與其往來，儘管不少資產者紛紛成為政府官員，“若是有人提議任命大領主為總督，便是對大領主的侮辱；即使最貧窮的貴族也常常不屑於出任總督。總督在貴族看來，是一個僭權者的代表，是資產者以及農民派到政府中任職的一批新人，總之，是一群無名小輩”。
英國情況屬於後一種。
在英國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貴族常與中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對抗王權的專制。這就使得英國貴族更加讓人尊敬，那些新興的富人只能在財富上模仿他們，卻難以在精神上超越他們。
新貴族克倫威爾驅散英國議會
為什麼同屬於貴族的法國貴族不同於英國貴族？托克維爾寫道：“如果說英國中產階級不僅沒有對貴族進行戰爭，反而如此緊密地與貴族聯合在一起，這絕不是因為英國貴族具有開放性，而是因為像人們所說的那樣，英國貴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所有接近貴族的人都自以為是貴族的一部分，都能與貴族政府相結合，並從貴族的權勢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處。”
簡單地說，
法國貴族與民眾相互分離，而英國貴族卻與民眾保持聯絡。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法國貴族早已不能作為貴族制而存在，只能成為王權專制下的寄生蟲，享有作為第一奴僕的特權，卻無任何統治權。
法國貴族制的消失是伴隨中央集權制的發展而進行的。路易十四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為了實現對國家的全面控制，他開始打擊地方勢力，削減貴族，如同中國古代的削藩一樣。他在位時，將各地的貴族、領主、鄉紳全部遷到規模宏大設計豪華的凡爾賽宮，並讓這些人整天在那裡歌舞昇平。
貴族們因為喪失統治權，不再向曾經治下的民眾盡義務，而同時又獲得更多的特權，使得他們遭民眾忌恨。
作為一種制度，法國貴族已經不再存在，可是作為貴族個人，法國仍然還有不少貴族在傳承貴族精神。
托克維爾本人便是一名貴族，一生都非常推崇貴族精神，有榮譽感和責任感，正如他在其回憶錄對過繼兒子的提醒：“還有，我的孩子！千萬不要忘記一個人應對祖國應盡的義務；不對祖國應盡義務，就不能為國獻身；不能對祖國的命運漠不關心；上帝要求人隨時準備貢獻一切，用自己的時間、財產甚至生命去為國家和國王服務。”
夏爾·德·塞孔達·孟德斯鳩男爵
像托克維爾這類貴族，可以歸類為自由派貴族，既具有作為貴族的種種高尚品行，又能維護社會公正，心繫整個民族的命運。在大革命期間，法國有兩個自由派貴族的言語為後代研究者所熟知。
一個是托克維爾的外曾祖父馬爾澤爾布，這個人雖然是一名貴族，卻能夠出資贊助啟蒙運動中百科全書的出版，實屬不易。更讓人敬佩的是，當情緒失控的群眾紛紛喊出要殺路易十六的時候，他居然敢站出來為落難國王辯護，以至於他本人都被送上了斷頭臺。
這樣的人，只以真相、良知、法律為依據，卻不肯仰別人一時之鼻息，意志之堅定，令人佩服，臨死前留下一句讓人無限感慨的話——我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
另一個自由派貴族給後人留下一句發人深思的話。1815年，擊敗拿破崙的一群王黨在維也納集會，慶祝波旁王朝復辟，翩翩起舞之際，這位自由派貴族衝進來，喊道：“你們什麼都沒有忘記，你們什麼都沒有學會！”
法國貴族制的整體性消失，貴族精神的沒落，讓托克維爾感到很失望：“閱讀貴族的陳情書，我們可以感到，除了偏見和怪癖外，貴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質歷歷在目。
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
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癒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以來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
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委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
秦國的血腥擴張，終結了先秦時代的貴族精神
在托克維爾看來，貴族具有許多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崇尚個人榮譽，能夠為自己的信仰付出不懈努力，乃至犧牲自己。
貴族因為自身的教養和氣質，可以大大提高一個民族的文化程度。
由於自身的偉大品德，再加上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智慧，使得貴族成為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需要強調的是，
托克維爾所稱讚的貴族制是有一定前提的，不是說在民主時代還想著去恢復中世紀的貴族制，而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序而言。
簡單地說，相對於民主時代，貴族制是有很大缺陷的，因為貴族制下的貴族階層更多考慮的是家族利益，帶有一種明顯的不平等。
而托克維爾之所以稱讚貴族制是相對於一個沒有貴族制的大革命前的法國而言。舊制度下的法國倘若能有像英國那樣的貴族制，大革命便難以爆發，就算爆發，也不會造成如此大的衝擊，更大的可能是由於有了貴族階層的約束，使得法國也能進行漸進的改革，進而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
因此貴族制的作用只是相對而言，倘若換了一種場景，作為比較物件的不是轉型之中的舊制度，而是現代民主社會，貴族制的存在便是多餘。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貴族制對於現代社會毫無用處，而是說在現代社會，依然可以有一個貴族階層，只不過這個階層所依據的不是地位、財富、權勢，而是根據個人修養、品德、學識、能力等公認的因素。
這樣的話，貴族階層就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只要你具備這些值得人們敬重的東西，就可以成為民主時代的貴族，至少可以被稱之為精神貴族。
除了托克維爾外，柏克、漢密爾頓同樣非常重視貴族之於一個現代民主社會的作用。
1791年，柏克在《新輝格黨人向老輝格黨人的呼籲》一文中寫道：
聯邦黨人的精英意識：公民對國家的責任感
真正的天然貴族不是從國家中分離出來的一個單獨的利益集團，它是自然組成的社會主體的基本組成部分。它是由一個具有合法依據的階級所組成的，這種依據總體上當為實際情況所認可。
在為人敬重的環境中哺育成長；自小就未見過低賤的事物；教會自尊；習慣於公眾審視的目光；早就在注意公共輿論；高高在上，因而能夠對一個龐大社會里的廣泛的、無限豐富的人和事物的結合採取宏大的眼光；
有閒暇閱讀、思考和交談；不論他們出現在什麼地方，都能引起學識宏富、智慧不凡的才俊人士的仰慕和關注；諳熟在軍隊裡指揮服從；
學著為了榮譽和責任而蔑視危險；由於最輕微的錯誤也會引起最具破壞性的後果，因而在不允許任何差錯不受罰的情況下，儘可能養成機警、明察和謹慎小心的品性；意識到被同胞認作他們在緊要關頭的指導者，作為上帝與人之間的調停者行事，從而使自己的行為走向謹慎規範；
被作為法律和正義的管理者，從而首先造福於人類；成為高階科學或自由靈巧的藝術的專家；躋身富商之中，他們由於成功而被認為具有銳利、活躍的理解力，擁有勤勉、秩序、堅定和端正等美德，對公平的交換習以為常。
這些都是構成我所稱的天然貴族的素質，沒有他們就沒有國家。（推薦閱讀：柏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
柏克的分析是很全面的，他給我們描繪一幅更加完整的貴族頭像，某種角度上可以作為托克維爾貴族觀點的補充和完善。
只是貴族雖然確實有許多高貴品德，但是作為現代民主政治而言，必須得受普通民眾力量的制約，否則很容易讓個別野心家乘虛而入。換句話說，
現代民主政治是精英政治和人民民主相互制約的結果。
痛失愛子後，艾德蒙·柏克婉拒了喬治三世賜封的伯爵
作為比托克維爾更早的政治家、思想家漢密爾頓，在對待貴族問題上同樣很執著。漢密爾頓曾在某些場合談道：“所有的社會都分為少數人和多數人。前者是富有的，出身高貴的，後者是人民群眾……人民是粗暴的、易變的，他們很少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
正是緣於此，漢密爾頓主張民主政治基礎上的貴族政治，即讓一個國家的政府體系裡面，既要有人民民主的力量，也要有貴族精英的力量。為此，在美國建國之初，同時設計出眾議院和參議院，其中眾議院跟貼近普通民眾，而參議院就相對精英化，即漢密爾頓眼中的貴族院。
漢密爾頓曾經透過稱讚英國上院的作用來表達他的觀點：“他們的貴族院是一種最高尚的機構。貴族們憑藉其忠實於國家利益的性質，並不會透過一種變革和一種充分的利害關心去期待什麼，因此，它們構成了一種抵制所有有害變革的永久的屏障，而不管試圖變革的是國王還是平民院。”
在托克維爾看來，“
民主的法制一般傾向於照顧大多數人的利益，因為它來自公民之中的多數……貴族的法制與此相反，它趨向於使少數人壟斷財富和權力，因為貴族生來總是少數……
貴族制度精於立法科學，而民主制度則不善此道。貴族制度有自我控制能力，不會被一時的衝動所驅使。它有長遠的計劃，並善於在有利的時機使其實現。貴族制度辦事講究，懂得如何把法律的合力同時會聚於一點”。
這種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只是未將兩者的優點結合在一起，因為現代民主時代同樣需要貴族治理國家，只不過此處貴族不是以一種制度而存在，而是代表精英階層，或者嚴格意義上來說是指托克維爾本人所看重的法學家。
“在法學家的心靈深處，隱藏著貴族的部分興趣和本性。他們和貴族一樣，生性喜歡按部就班，由衷熱愛規範。他們也和貴族一樣，對群眾運動極為反感，對民治政府心懷蔑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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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克維爾所生活的那個時期，選舉還未完全覆蓋到美國每一個成年公民身上，而之所以這樣，並不完全在於現在人們所經常談到的種族歧視和對窮人的偏見，因為就當時來看黑人和窮人的整體素質遠遠低於那些擁有選舉資格的人。在美國建國者眼裡，包括漢密爾頓，一個人如果連溫飽都成問題，哪裡有能力來投票產生領袖？
所以初期對選舉是有資格限制的，以防止國家權力落在一群素質低下的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窮人和敗家子手上，這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
因此托克維爾說法學家對民治政府心懷蔑視是有特定歷史條件在裡面的，並不是指法學家們向來仇視民主制度，而今日美國的法學家對於民主政府更多抱著一種懷疑心態。
其實，貴族作為一個社會的支撐，這種觀點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一點都不高深。日常生活中有句老話，即真理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上。這話聽起來可能覺得很霸道，實際上卻非常對。
因為一個人要想獲得真理，必須要綜合各種因素，而其中任何一種因素都是普通人很難具備的。對於治理一個國家所需要具備的種種能力和品行，“而考慮到人性的一般墮落狀況，具有正直品質與必要知識的人其為數自當更少”。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貴族自有它不容忽視的作用。
只要是一個組織，就必定存在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完全的平等既不可能，又沒有必要，過分地去追求只會帶來更多負面後果。
既然如此，那麼由誰來充當一個社會的領袖呢？毫無疑問，在民主時代，這個領袖必須有足夠多的優點，從而讓人們覺得他可以擔當如此重任。在貴族不再是一種制度的現代社會，貴族便可以擺脫許多中世紀時期的弊端，進而成為現代社會領袖的最佳人選。
托克維爾因《論美國的民主》獲榮譽軍團勳章，並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
托克維爾早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就已經預測到民主必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一種發展趨勢，平等將會更加普遍。在這樣一個時代，貴族作為一種制度肯定是不能再存在的，只能轉化為一種貴族精神和精神貴族。
貴族精神的核心在於高尚品德，在於一種公共責任感，在於一種內在修養，在於一種氣質，在於對於國家與社會的責任與擔當。
在現代社會，隨著知識的普及，文明的演進，貴族精神的最基本最普遍的要求理應就是今天人們經常談到的現代公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