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斯賓塞把社會成員分為三等：

一是從事生產職能的工人和農民；二是從事“分配與迴圈”職能的商人、企業家和銀行家；三是從事“調節”職能的政府管理人員、官吏。

斯賓塞斷言這三種人同時並存是由社會有機體的本性決定的，他們互相合作，各司其職，以維護社會的平衡和秩序。

這就是斯賓塞，一個率先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演繹到社會學中來的人。因此，這位英國社會學家，又被人稱之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

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可以通俗地理解為，

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與自然選擇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發展規律和人類之間的關係。認為

優勝劣汰

、適者生存的現象也存在於

人類社會

。

因此，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滅亡”的命運。

但這裡的“滅亡”，顯然並非如同生物學界的生命消逝，而是相對意義上的“滅亡”。例如，房、車、教育成本、醫療成本等等。

更極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恐怕就要輸希特勒發起的二戰，優生學那一套理論了。

我在這裡想闡述的事實是，儘管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違背道德倫理，但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現象也的確在人類社會中遵循著一定的進化論道理。

例如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等等。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本意，與人類社會所要強調的公平競爭，其含義大致相同。

同時斯賓塞還指出，在動物界和人類社會中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在前者中，只有一個與整體相關的意識，動物們的各個器官是為整體的生存而生存的；但在後者當中，每一個人類社會成員都具有意識，整體是為了人類的各個部分的存在而存在。

社會是為了其成員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員為了社會的利益而存在。

我們可以通俗把上述這段話概括為：

達爾文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本質區別是，動物是為生存而生存，但人類具有意識，社會是滿足人類活動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而存在。

換句話說，社會達爾文主義，不等同於達爾文進化論。

人類自發展出智力和分工合作以來，我們的意識就慢慢從生物生存，轉變到倫理、道德、真理等唯心論上的追尋。

從這一點來說，社會達爾文主義並非完全認同達爾文對於生物界的進化論闡述。

斯賓塞在《人對國家》（1884）一書中，他寫道：英國的保守黨一般來說喜歡一種軍事的社會秩序，而自由黨則熱衷於工業的社會秩序；但19世紀下半葉的自由黨人，隨著他們通過了關於工作日、酒類許可證、衛生設施和教育等方面的立法之後，卻發展出一種“新的保守主義”，並在為即將到來的奴役之路作準備。

斯賓塞認為，過去的自由主義的功能在於限制王權。未來真正的自由主義的功能應當是限制議會的權力。

19世紀的歐美，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窮途末路”的時候，大量的勞工工人被虐待、沒有福利保障等等。也正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斯賓塞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一說。

儘管在今天，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歐美已經消亡了將近100年，即便它後來有了各種變形，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產地英國，由於蓬勃發展的農民和工人運動，個體權利意識逐漸深入人心，中小企業和機構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免於被大企業、大機構所侵害。

隨著托拉斯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等等，這些由歐美國家延伸出來的“修正資本主義”，很大程度上為人類社會的文明方向，又豎起了新的方向。

但從人類建立文明以來，幾千年的歷史程序中，社會和個體之間的意識，一直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

從最早的城邦制、封建制、郡縣制、再到議會制、歷經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再到後來的修正資本主義，可以說一些先賢們一直在為應對時代的變化而不斷推陳出新。

如果把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木桶的話，那麼每隔一段時間，我們就必定需要在這個木桶去修修補補，以防木桶漏水。

是否有完美的方法可以一勞永逸呢？從歷史經驗來看，根本沒有。

今天我們說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我們被逼成了廉價勞動力。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大機構無法在本土“剝削”他們的員工和供應鏈，只能轉而求其次把低成本的生產環節放在海外，充分利用海外國家的“人口紅利”，讓其成為一個個的廉價勞動力。

但從歷史來看，不管是廉價勞動力、還是內卷、亦或者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下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這些無一例外不在歐美國家經歷過。

儘管這之中由於文化的不同、地理人文的不同，但人類社會最終所要面對的問題，在我看來都是相同的。我們需要更好的物質基礎，我們需要與這個時代所匹配的價值觀，我們需要崇尚一些更好的東西。

現在或許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探討這個問題了，為什麼社會達爾文主義又“死灰復燃”了？

環境，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環境的變化，是自上而下的。

過去幾十年來經濟的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這種聲音，大家都享受著經濟增長的紅利，人口的紅利。

不管是內卷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都不是什麼新詞。但為什麼這幾年被我們所反覆提及呢？

這是經濟增長放緩所帶來的一個必然結果。問題一直存在，只不過問題在今天被放大了而已。

老齡化不是今天才出現的、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也不是今天才出現的；房價的增長、996、教育等問題，都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經濟放緩之下，群體性的焦慮，把過去的很多問題放大了而已。

內卷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內卷是一種“囚徒困境”，我好了你就一定不會好，達爾文主義本質上也是如此。

但從社會的整體來講，差距和分化又是不爭的事實。在全球兩百多個國家中，除了瑞士、挪威和丹麥等極少數幾個國家，大部分的國家都存在差距、以及分化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這兒的聲音這麼大呢？

也許有一些問題，還有待迫切地去解決。又或者說，一些問題已經暴露在陽光之下。

機制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機制能夠保障一個群體的下限，再差也不會差到哪裡去，這就是機制的作用。

內卷一詞，最早出自1963年人類學家格爾茨出版的《農業的內卷化》一書。百科對該詞條的解釋是：

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階模式的現象。

具體來說，現在很多企業都在搞創優。創優的辦法往往很簡單，那就是“績效決定”和“末尾淘汰制”。我也很能夠理解企業，大部分的企業生存也很簡單，最後不得不從源頭上進行開源節流，只為了最大程度上的招到對公司最有利的員工。

企業希望員工的勞動力越低越好。為了不與員工站在對立面上，創造了一大堆的新詞彙，諸如奮鬥、股權激勵、高薪職位、管培生等等。

也許在最剛開始的時候，員工都吃這一套。但套路用久了，員工也不傻，自然也就產生了免疫力。

xx，你敢騙我，那我躺平好了。

除了躺平，還有一個詞彙是摸魚。甚至還延伸出了一門學問，叫做“摸魚學”。但摸魚歸摸魚，好歹還要認真做事。

躺平倒好，直接“非暴力不合作”。

我本人算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我認為社會的運轉規則，實際上就是在競爭中去取得優勢，取得勝出。但這種競爭應當是公平競爭的，是符合市場機制的競爭。

至於競爭失敗的，自然會選擇次一檔的機會。這是我從歷史中得到的經驗，人類自身也需要競爭，競爭促使進步。但競爭的尺度需要我們去把握，消費者權益、反托拉斯法等等，這些都是保障公平競爭的基礎。

而機制是什麼？機制就是保障鼓勵人們去競爭。機制是競爭的下限，競爭是保障，是讓你不要有後顧之憂。

有競爭就一定會有勝出者和淘汰者，我們需要正確去看待這種關係，淘汰不是像生物界那樣“被吃掉”，淘汰是給你一個重新再來的機會，再去競爭。

競爭不應該被妖魔化。但內卷之下的競爭，則是一場“囚徒困境”的遊戲，只會兩敗俱傷。這是我們需要去規避的。

而這，是需要學校去提早教給學生們的技能之一，而不是等他們長大後在社會中碰得頭破血流才會明白。

救人者自救，渡人者自渡。能救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