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下，商人一直是最下等的職業。士農工商，商在最後，哪怕你是家財萬貫，富可敵國，在人們的口中也難逃帶有鄙夷色彩的話。唯利是圖，無奸不商，似乎已經成為了人們對於商人的普遍認知。

於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重點打壓商業而發展農業，這種執政方式似乎成為了封建王朝統治者的主流。不過宋朝卻是例外，宋朝的統治者沒有像之前統治者那樣大肆打壓商人，反而大力的發展商業，也就得益於此，宋朝的財政一直十分充足。

而在世界歷史上，普魯士的情況和宋朝的情況極其的相似，他們也是重商主義，不過不同的是——普魯士依託於商業，實現富強後，推動了德意志的統一。

就連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曾感嘆道：

“德意志帝國與其說建立在血和鐵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煤和鐵之上要更真實些”。

看到這裡，或許很多人會感到茫然，普魯士能實現統一，並且建立帝國。為何同樣重商並且富裕的宋朝，卻連被外敵吞併的故土都沒能收回來呢？兩者之間差距為何會如此之大呢？

一、宋朝重商更重農，導致商業雖一直在發展，卻無法帶來實質性突破

受制於中原的地理環境，中原王朝從誕生開始，就決定了它會是一個農耕社會。在當時，無論是像宋朝這樣全方位發展經濟的朝代，還是像其餘王朝一樣打壓商業重視農業，中原王朝的百姓們千百年來依靠的就是土地。無論是王公大臣，富商勳貴，還是低品小吏，普通百姓，有錢的大肆買地，沒錢的也要堅守著自己家的一畝三分地，在人們的意識中，土地才是家族傳承的根本。

無農不穩，無商不富，民不富則國無稅，國無稅則兵不強！

宋朝時期因為統治者的開明態度，所以對於商業並不進行打壓，反而鼓勵發展。但是相比起農業而來，商業在統治者心中所佔的比例就不是特別大了。統治者的重視加上百姓心目中的小農意識根深蒂固，所以宋朝雖然重商，但是卻只是侷限於因為商稅能夠增加國庫。也就是說，在統治者以及千百年間傳下來的思想影響下，宋朝仍然是以農業為主，以土地為根本。

而正是百姓的這種小農意識使得宋朝的商業在進行了一系列的發展之後，漸漸的陷入了瓶頸——比如商人一有了錢就開始大規模的囤積土地，使得土地兼併問題愈發嚴重，社會危機頻發。

除此之外，我們都知道，千百年來人們計程車農工商的階級意識使得無論在哪個朝代，商人都處於下等地位，哪怕是商業發展鼎盛期“宋朝”也是如此。這樣的階級意識使得商業的發展只能在統治者鬆懈了對商業的監控之外，迎來短時間的爆發期，卻無法持續的增長。

總之，正是因為這一系列的限制，決定了宋朝的重商思想不能夠在全國普及開來，而這也就使得重商思想無法進一步深入發展，導致這些獲取了大量財富的商人不會想著繼續投入到再生產之中去，反而靠著這些錢財來進行政治活動，透過各種途徑來獲得更高的地位以及擺脫自己的商人身份。

二、普魯士屬於夾縫中求生存那類，導致它發展商業的同時，也格外看重軍隊建設

宋朝的旁邊有著遼金兩國對宋朝無限制的勒索，宋朝的商稅大部分都進了這些國家的口袋。然而，依靠土地的稅收，仍然能夠維持著國家的發展。再加上國內文人“花錢買和平”的呼聲，宋朝不願開啟戰爭，更別提收復故土了。儘管商業為宋朝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基礎，但是這些經濟卻被宋朝用到了外來國家的發展之上，無異於割肉喂虎。

而反觀普魯士王國，同樣面對身邊敵人環繞的局面，但它並沒有像宋那般選擇妥協，這其實也是先天的地理條件決定的。普魯士王國地徑狹小，不像宋朝那樣物資豐富、土地富饒，它依靠土地所獲得利潤並不能像宋那樣足以支援國家的發展。

於是為了能夠使國家有充足的財富來發展，普魯士只能推出重商主義，大興商業。普魯士和宋朝相比，普魯士除了發展商業，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在農奴制改革後，它已然是沒有完整的農業結構體系了。也就是說，宋朝除了商業，還有農業可以發展，普魯士卻沒有。所以兩個國家雖然都是重商，但側重程度卻不能相提並論。

同樣還是地盤小的緣故，導致普魯士壓根無法滿足周圍國家的重重壓榨，也就是說它不像宋朝那般在滿足外敵剝削的同時還能生存。普魯士人民與其等死，不如放手一搏。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與強硬思維的影響下，導致普魯士也格外看重軍國主義發展，重視國內軍隊建設——普魯士要求他們自身的軍隊必須鐵血，必須強悍，因為這樣才能保家衛國。

除此之外，普魯士也不像宋朝那般有退路，宋朝即便是失去了不少故土，但仍舊是瘦死駱駝比馬大，可以與遼、金平分秋色。而普魯士呢？德意志本身就四分五裂，要是再不發展圖強，那就是退無可退，等待亡國了。

寫到這裡，關於宋與普魯士之間的區別原因，我們用“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來形容再貼切不過了。

三、宋朝對商業的態度雖支援卻又嚴苛，這與普魯士又是背道相馳。

宋朝雖然對商人的政策有所寬鬆，但是卻在很多地方有著苛刻的要求。

《宋史》：凡命士應舉，謂之鎖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許有大逆人緦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

“商賈往來，不出襄境，境內二十里而有三稅”

根據《宋史》上的記載可以發現，哪怕是在對商人最寬鬆得宋朝，對於商人來說，仍然有著明確得禁止。正是因為國內對於商人得禁止約束，所以相比起普魯士把商業發展定為國策，宋朝得商業發展在先天條件上就差人一等。

所以說，宋朝在優待商人的同時，卻也不忘嚴苛。這其實就類似於捋羊毛一樣的剝削他們——宋朝最初，為了鼓勵商人們的發展，所以制定了比較低的商稅來進行保護，然而隨著商業的發展，商業到了蓬勃發展期，原來較輕的商稅迅速提高，國家甚至加倍的對其進行勒索。

而反觀普魯士，全方位推行重商主義，注重經濟的發展，為了商業的發展，普魯士忘國不惜開鑿運河，修橋築路，就是為了能夠使得商人們來往方便，方便商業的交流。後來甚至還大力開拓海外市場，全力扶持海外貿易發展，刺激內需。

而正是因為國內這些環境的推動與支援，使得普魯士對於商人的保護非常的到位，而受益於國家給予的商業保護，普魯士商人越來越多，商業愈發繁榮。

而宋朝與普魯士這樣一直觀的對比，差距就出來了。

總結

本來差距就已經很大了，但奈何統治者一對比也有著不小差距。

普魯士的統治者對於依靠商業發展得來的財富非常的珍惜，幾乎全部用來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會死統治階層過著清貧的生活，節省出來的錢財用來發展軍隊以及維持政治、經濟改革的開支。

而反觀宋朝，不管是王公大臣，還是皇室，走的都是奢華路線，這些大量的商業財富都被宋朝朝廷用來享受了，多餘的則是用來進行納貢。

在如此多方位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兩者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