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論述的資本主義發展之外，100年前的馬克斯•韋伯似乎也找到了另一條發展路徑。他發現資本主義的有錢人，或者說資本家，基本都是新教徒。由此，他研究得出，資本主義與新教的倫理有著密切的關係。

換句話說，新教徒對資本主義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天主教對財富視為罪惡。天主教徒一般喜歡平靜的生活，有較少的賺錢的慾望。對於此，比較生動的一點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上，天主教徒大多數子女都喜歡接受人文教育，而對於從事商業、技術研習不大感冒。

這種觀點的長期存在，長期制約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後來，經過宗教改革運動，達爾文教、路德教等新教徒的出現，再經過融合，

新教徒不再將賺取財富視為罪惡，相反他們認為這是上帝賦予他們的權力，只有創造更多的財富、增加就業，而且不追求享樂才能使得自己的靈魂得救。

總而言之，按照新教倫理的準則，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於罪惡的人生享樂時，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當人為了日後的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的生活而追逐財富時，它也是不正當的。只有透過勤勉工作獲得財富，儘量避免經濟上的窘迫，儘自己所能為社會和他人奉獻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悅，從而使自己的靈魂得救。

在這種認識下，新教徒透過建立公司，透過樹立個人信用，透過正當性的借貸，透過合法性的經營，積累了更好的信貸資源和客戶資源，這些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必須的要求，極大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當然資本主義的發展，還與新教徒很少能在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有關，正是由於政治上很難取得有利地位，他們想要表現自己的成就，要怎麼做呢？

政治不行，經濟就成為他們急切向世人展示的成就。在這理念下，新教徒醉心於發展經濟，賺取財富，同時還教導自己不享受，所以在經濟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讓有錢人變得更為有錢。

這與兩千年來一直流浪的猶太人類似。猶太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家園，但是家園難覓，四處流浪。政治不行，突出表現長久以來被其他強權政治追趕。

猶太人發現，既然政治不行，他們試圖在經濟上尋求發展。這正契合了馬克斯•韋伯所要表達的觀念：

“他們強力地被驅往營利生活的軌道上，而在他們當中最具天賦的成員，由於在政治活動舞臺上毫無用武之地，只能試圖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就來滿足其名利心。”

資本主義發展如此，想想中國，也概莫能外。

中國這個大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南北方的差異，歷史上的北方一直是政治較量的中心，而南方很少能參與其中。結果後來的發展，也印證了馬克斯•韋伯的話。

也就是南方的一些最富天賦的人，開始在南方經營營利的生活，以期待經濟上取得的成就，獲取名利心。

在這理念的驅動下，衣冠南渡以來，南方漸漸取得北方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無論糧食生產，還是貨物貿易南方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資本主義也最早在江南萌芽，這一切都與政治地位的不張有關。

當然還有一點，南方經濟發展與南方的宗教信仰不無關係。自南朝以來，南方寺廟星羅棋佈，唐朝人杜牧望著南朝遺留下的許多座古寺，不禁寫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千古詩篇。

直到今日，南方寺廟還是星羅棋佈，很多農村地區都有民間信仰點，他們供奉著自己祖先一直信奉的神靈。

這些寺廟、信仰點的存在，讓南方人做事有敬畏之心、有虔誠之心、有真誠之心。

這種情感，正契合了馬克斯•韋伯所表達的對個人信用的約束，而這些約束反而讓很多南方人具有契約精神。

在中國人缺少契約精神的大環境下，

中國南方一些人又具有契約精神，這種契約精神，極大了促進了信貸資源和客戶資源的積累，進而促進了個人財富的增長，如此，也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

這是為什麼時至今日，南方依然民營經濟發達，而北方靠著政策支援而國營經濟發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