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百家爭鳴，因為奴隸制的瓦解，整個華夏大地迎來了一次百年未有之變局。法家成熟得很晚，但成型得很早，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成熟在戰國時期。春秋、戰國亦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期，韓非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

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佈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為春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戰國時期法家先賢李悝、吳起、商鞅、申不害、樂毅、劇辛相繼在各國變法，廢除貴族世襲特權，可以使平民透過開墾荒地、獲得軍功等渠道成為新的土地所有者。

1.法家評價

法家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為平民代言。法家學派的門人則是身體力行，投入到諸侯國的變法革新之中。法家學派在戰國末年迎來了最高光的時刻“始皇一統”，但法家的傳奇並未延續多久，就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

後世大多認為法家“嚴而少恩”，秦朝因推行法家思想治國而快速滅亡。文人學子，對法家更是不屑一顧。然而，經過翻閱歷史，發現事實或並非如此。

法家“嚴而少恩”的論點，來自於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原文寫道：“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意思是說：‘法家不分辨親疏，不按照貴賤，一律按照法律論斷，那麼親情尊嚴都會消失。可以實行一時，不能長期使用，因此說嚴厲且缺少恩情。’簡言之，法家只按照“法”辦事，沒有人情味。

表面上，法家衰落是因為嚴刑峻法，根本上應該是封建制度已經成型，穩固的地主階級已經形成。‘革命’已經完成了，‘地主階級’也要享受‘革命果實’，要擁有統治階級的特權。這時候“法家”的思想，就顯得格外激進，自然要被拿掉。

另外，法家思想不光有“一斷於法”，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類似‘軍功爵制’的選人辦法。這些，都是新興地主階級攫取特權道路上的絆腳石，必須一一去除。於是，“尊君的儒家”慢慢恢復了元氣，直到隋唐之前“以名取士”成為了官府選人用人的唯一辦法。

至於法家在經濟生產方面的措施，摘除法家標籤後，得以繼續存在。

列寧曾提出過“對誰有利的問題”，大意是看不清問題本質時，就想想對誰有利，就會明白事情的本質。用在此處，恰到好處。

2。誰滅了法家

如果把法家的消亡，看做是幾篇文章的影響，其實就大錯特錯了。法家關於經濟和選官制度上的革新，直接導致“國野制度”走向崩潰，被釋放出來的百姓，成了法家最忠實的支持者。單就法家的民眾基礎，就不是幾篇文章可以撼動的。砍向法家的滅亡的第一刀，其實是“指鹿為馬”事件，這一事件中所用手段，恰恰是法家的“術、勢、法”。

故事發生在秦末胡亥當政、趙高當權的時期。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原文記載“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宴，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指鹿為馬”事件之後，胡亥和趙高權勢達到頂峰。原本秦國的法治思想發生了潛移默化的改變。

這個過程中，胡亥和趙高用“術”中的陰謀，抬高了自身的權“勢”，使自己的話成了“法”。整個過程中，運用的手段就是“術、勢、法”的具體操作，利用的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人性本惡”。

最終，後世將他二人的一切行為歸咎於“法家”，似乎也有幾分道理。

但是，究竟法家的“術、勢、法”本意到底是什麼？

3。法家本真

先秦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百家興起，諸子云集’。各個學派為治國安邦、富國強兵、平定亂世出謀劃策，其中的法家立主“革故鼎新”，為封建制度的到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法家雖因種種原因最終衰落，但法家的思想卻一直流傳至今，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發展。傳統文化大約是“儒道法”三家，法家思想的本真就是“術勢法”。

術治思想的代表是申不害，其主張在法治的基礎下，以“術”治國。後世統治者用“術”的原因，更多的是因為功利性的原因。“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申不害在“術”的使用上認為，只有“陽術”還不夠，還必須有“陰術”。

勢治思想的代表是勢慎到，其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慎到的另一主張的“貴勢”，被其描述為“國家之政要，在一人心矣”。慎到提出“貴勢”，目的是透過“法治”實現自己‘一人心’的構想。慎到認為“治國無其法則亂”，十分重視“立法”。推行法令只能靠“勢”而不能靠“德”，慎到將的‘勢’，是說順應百姓。但，後世不談慎到的法治在前，單把歪曲的“貴勢”，即君權至上思想推崇備至。

法治思想的代表是商鞅，商鞅力主改革，拋棄舊有的制度。在具體是手段上，商鞅的措施是最能迎合統治者和普通大眾的。其中，‘軍功爵祿’在當時，最大程度上給了平民上升空間。商鞅的‘法治思想’，在實踐中取得重大成功。但是，在封建地主形成穩固階層後，商鞅的思想就被選擇性繼承。

後世輿論主導權掌握在推崇儒學的地主知識分子手中，法家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核心思想被選擇性忽略，並不為人知；被大肆宣傳是“嚴而少恩”。

4。借古閒談

“指鹿為馬”的故事，形象地講述了貫穿中國歷史千年的“人治與法治之爭”。戰國時代，法家學派產生了大批人才，他們力主‘改革’，前仆後繼地推動著那個時代的大變革。相比其它學派的思想，法家思想最富哲學性，提出的法治的主張獨具特色，明顯超脫於時代。

經過戰國時期的大洗禮，法家思想一騎絕塵，出現了慎到、韓非、商鞅、李斯、申不害、吳起、李悝、韓非等一大批時代鉅子。他們在法家“不泥古而拘今，唯變法以圖強”的大旗下，推進著那個時代的大變革。

法家助推“始皇一統”，走向法家最輝煌的時刻。之後，法家便迅速衰落，不可謂是歷史的悲哀。但法家的衰落，再此驗證了“人性本惡”，反映出人治的諸多短板。

究其根源，法治之路崎嶇漫長，原因是沒有制度的保障。法與制，相輔相成，空談法治不善，空談制度不智，法與制結合才是真正出路。

更多精彩：關注公眾號：千帆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