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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種”說與匈奴之族源一一兼論夫餘王族屬東胡系統

*作者:劉高潮&姚東玉,本文原載於《求是學刊》1988年第4期。

匈奴,這個曾經稱雄大漠並與中原王朝對峙數百年的遊牧汗國,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它的早期歷史卻是一團迷霧。元魏(拓跋)、蒙古這些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都曾留下自己悠遠的世系傳說;丁零、突厥、契丹、女真、滿洲等都有自己民族起源或帝王始祖誕育的傳說。唯獨匈奴,它在頭曼以前“世傳不可得而次”,關於民族起源和帝王始祖誕育的傳說也無明文記載。至今關於匈奴的族源族屬,也還是眾說紛紜。但歷史還是給我們透露了一些有關資訊:

與中原的

真龍天子

”不一樣

匈奴帝王乃系

日種

”。這或許能為我們研究匈奴民族的族源或帝王始祖涎育的傳說提供一些可資參考的線索。

五胡十六國時期,

匈奴單于後裔

劉淵(元海)曾在中原地區建立了一個國號為“漢”的

地方割據政權

。為了顯示“王者氣象”和取得做帝王的資格,劉淵為自已編造了一個“

吉徵

”。

《晉書·劉元海載記》

記載:

“豹(劉淵父名)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

頂有二角

,軒譬躍鬐而至祭所,久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 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 寤而告豹,豹日:“吉徵也。 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雲吾當有責子孫,三世必大昌,仿象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劉淵的兒子劉聰不甘落後,給自己也編造了一套同樣的“吉徵”。同書

《劉聰載記》

雲: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日:‘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

匈奴劉氏編造這些“吉徵”用意何在呢?為了證明自己是“貴子”,會“大昌”?其實這還是說得不夠明白,有個叫慕容皝的鮮卑人對此事才道出了真諦。據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燕錄》

記載:

“慕容德字元明,皝之少子也。皇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

必生天子

,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臍中,獨善而不敢言,晉鹹康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就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邀以德為名。”

可見,

匈奴的“日種”和鮮卑的“日種”一樣,都是做帝王的材料

,相當於中原漢族所說的“龍種”,即所謂“真龍天子”是也。

“日種”說在

東胡

系統的諸部中似乎是很流行的

。我們先談鮮卑拓跋部中關於“日種”的兩例。

《魏書·太祖紀》

雲:

“太祖道武皇帝,諱理,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遊於雲澤,既而寢息,

出室內

,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欺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參合坡北,其夜復有光明。”

同書

《世宗紀》

雲: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高祖孝文皇帝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床下,

日化為

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

與鮮卑一樣同屬東胡系統的契丹族也有“日種”。據

《遼史·太祖本紀》

記載:

“(太祖耶律阿保機)德祖皇帝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威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歲兒,即能匍匐。”

上述“帝王日種”說與“真龍天子”說大異其趣,

或許可以將此作為識別民族文化特徵的一個標誌來考察

。華夏的“真龍天子”可以一直追溯到黃炎二帝,傳說黃帝為“黃龍體”,炎帝乃系其母“感神龍而生”。同理,匈奴和東胡系統諸族的“帝王日種”說也是可以追潮至他們早期的日圖騰崇拜的。鑑於上述理由並結合其他史實來看,我們認為匈奴和鮮卑、契丹一樣同屬東胡系統,或者是同東胡系統的諸族有著共同的始祖。

匈奴在劉淵以前的諸單于由於繼位是按照一定的順序來進行的,因而繼位單于並無編造“吉徵”的必要。有些“爭立”的單于可能會為自己編造一些“吉徵”,但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流傳下米。劉淵處亂世,要想建一番“功業”,就必須具備同凡人不一樣的“氣象”,他必然會

附會自己民族和始祖起源的一些傳說,把自己說成是“日之子”,以取得做帝王的“資格”。

金·女真人的黑色戰旗,即以太陽為圖案

或許有人認為鮮卑、契丹的感生說是受了匈奴影響的緣故,而非匈奴與東胡諸部具有相同的族屬或族源。誠然,匈奴曾是鮮卑、契丹的統治者,劉淵之起事也早於慕容、拓跋諸部,但我們知道,

作為一種起源於原始圖騰崇拜時期的民族意識,是很難在短時期內形成的

。逐鹿中原的五胡中的羯、氐、羌就

均未編造“日種”之吉徵

。所以,我們認為匈奴、鮮卑、契丹的“日種”說並非是互相受了影響的原因,乃是由於他們具有相同的祖源,從而具有相同的民族意識。

除了匈奴和屬於東胡系統的鮮卑、契丹諸族有“帝王日種”說之外,在我國東北地區古代夫餘系統的諸族中,

也流行“帝王日種”說

。夫餘系統(或稱穢貊系統),含夫餘、高句麗、百濟、豆莫婁、新羅、沃沮等族,其中

夫餘、高句麗、百濟的開國之王均系 “日種”。

《三國志·魏志·夫餘傳》

注引

《魏略》

雲:

“舊志又言, 背北方有高離

之國

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雲: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至馬閒,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日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

擊水

,魚鱉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鱉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東明系“日之子”在這一段敘述中似不太明顯,參看

《北史·高句麗傳》

就很明顯了。傳雲:

“高句麗, 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眾鳥以毛茹之。

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

。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

'朱蒙'者

,善射也。

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

。朱蒙私試,知有善惡, 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爬。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瘐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殆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樑,夫餘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日:‘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

魚鱉

為之成橋,朱蒙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日高句麗,因以為高氏。”

參之《魏略》,

朱蒙、東明實為同名之異譯

二詞在古代聲韻俱同

,東明都王夫餘,與朱蒙出為高句麗王其故事情節幾乎完全相同,東明和朱蒙一樣同系“日子”甚明。

和夫餘、高句麗有著血緣關係的

百濟

也把東明當做自己的始祖

前面我們把“日種”說作為識別民族文化特徵的一個標誌,從而把匈奴劃歸東胡系統,或者認為其和東胡系統有著共同的祖源。現在是不是應該把同樣有“日種”說的夫餘系統的各族也歸入東胡系統,或者認為他們與東胡諸部包括匈奴在內有著共同的祖源呢?這就得作分析了。

從地理位置上看,東胡各部活動於蒙古高原,

較多的時候是活動在蒙古高原的東部

,這剛好和活動在東北地區西部的夫餘系統的各部相毗鄰。從歷史年代上看,從秦漢至南北朝時期,

東胡系統

的鮮卑、烏丸、室韋、契丹是與

夫餘系統

的夫餘、高句麗、豆莫婁等

相鄰

的。既然我們在前面說了互相影響說難以成立,現在似乎就只剩下把夫餘系統和東胡系統合併同類項一條路了。其實,事情遠不是這麼簡單的。

從上引《魏略》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

夫餘王東明並非夫餘的土著,乃是從北方某國逃難而來的

,這個國家我們認為它是東胡系統的一部建立的。我們知道,夫餘系統的各族均從事定居的農業生活,但在關於其開國王的神話傳說中,

東明或朱蒙都是善騎、善射、善獵並會牧馬的人

只有遊牧或漁獵民族的生活才能孕育這樣的神話傳說

。下面我們比較一下夫餘系統和東胡系統(包括匈奴)“日種”說的同異,也許就會把問題弄得更清楚一些。

先說

相同

的地方

(1)

感日而生

。這是兩種“日種”說的實質點。無論是服“日精”,還是“夢日入懷”,無論是“感如氣之雞子”,還是為“日影所逐”,都落腳到 “感日而生”這一點上。而“日子”又是做帝王的材料。

(2)

善射

。《晉書》 說劉淵和劉聰“猿臂善射”,《遼史》 說耶律阿保機能“關弓三百斤”,這與東明或朱蒙的善射是一樣的。

再說

相異的地方

(1) 夫餘系統的各“日種”系開基王誕育之神話傳說,匈奴和東胡系統的“日種”是“日子”們編造的“吉徵”,

後者進行編造的依據正是前者

(2)

匈奴和東胡系統的各“日種”有與“龍種”相結合的趨勢

,如劉淵就是其父“祈子於龍門”而得,

元恪就是日龍結合所生

,這一方面是受了中原漢族文化影響的緣故,同時

也是為了贏得漢民的臣服

夫餘系統的“日種”說與“卵生”說相結合

。這是由於夫餘系統的各王族所統治的土著居民即穢貊族

信奉“

卵生

”說

,為了加強對穢貊族的統治,外來的王族就把兩種不同的信奉揉和在一起了。同一關於始祖誕育的神話傳說,當它與不同地方的帝王感生說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具有不同的外貌了,但其基本構架卻有相通之處。

綜上所述,

我們認為“日種”說源自東胡諸部,匈奴亦流行“日種”說,應屬東胡系統之一支

,或與東胡系統的諸族具有共同的祖源。

東胡系統的一支即夫餘王族在向東南遷徙的過程中,與穢貊族相融合

。因此,

夫餘王族亦出自東胡系統。

見《漢書·匈奴傳》。

《史記·天官書》:“軒轅,黃龍體。”

見《史記·三息本紀》司馬貞補

參閱《北史。百濟傳》和《隋書·百濟傳》

參看《中國通史》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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