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史思明的敗局之路再討論

文   和運超

當史家父子又經過一番折騰，史朝義要維繫燕軍上下的局面已經不大容易，很多原來各地藩鎮如田承嗣、李懷仙等，出身本就與史思明相差無幾，只不過史思明的確善戰，勉強算是依附，這時史朝義能夠籠絡的只是原史思明的親軍將領，對於謀劃大事，他的才幹就很缺乏了，尤其那些藩鎮將領根本指揮不動了，為了改變局面，他也想到拉攏回紇出兵。

寶應元年（762），唐代宗李豫坐上龍椅，最後的決戰自然選擇收復東都洛陽。

代宗這個廟號很奇怪，歷史上很多人都發生誤會。以前貌似沒有過皇帝叫“代宗”，以後也僅有明朝短暫接替英宗朱祁鎮的景帝朱祁鈺被稱為代宗。所以，明代有少數文人就認為唐代宗李豫應該被諡號為景帝，讓王夫之等學者批為不學無術，可見《讀通鑑論》唐代宗部分的評述。

事實上，

代宗這一廟號是體現唐代的避諱原則，出於尊敬太宗李世民，這個“代”本來是“世”，正如觀世音菩薩在唐代省略成觀音一樣的原因。也就是說，唐代宗準確的廟號應該是“唐世宗”。

以李豫完成平定安史大業，開始恢復民生而言，其功績在古人看來能夠得到“世宗”的廟號，他的諡號為孝武皇帝，也合乎古人依據功績品德評定尊號的禮法講究。明朝景帝朱祁鈺才是唯一一個“代宗”，這一廟號也是弘光時追加，應該是肯定在特殊時期暫代為君，延續社稷也有一定功勞。後來確實由英宗朱祁鎮收回皇位，稱朱祁鈺為“代宗”確實是一個特例。

李豫和父親李亨一樣，讓長子雍王李適為兵馬大元帥來追討史朝義。史朝義在洛陽聞訊，召集部將商量對策，最終選擇在孟津橫水。唐軍合兵於北邙山上，史朝義號稱還有十萬人，可能誇張，為了顯示唐軍的赫赫功績。史思明經過休整和大破唐軍，兵力一度有恢復，但後期幾年裡精銳力量畢竟消耗很大，即使真恢復到十萬，也水分很大，根本沒有原來的戰鬥力，最終史朝義落下敗局是可以預期的。

史書描繪這次決戰是一團混亂，兩軍都步兵和騎兵混合在一起：步兵砍了騎兵的馬腿，騎兵也紛紛下馬和步兵作戰。戰場上塵土蔽日，戈甲遍地，屍橫遍野，橫水都被染成了紅色。最後史朝義大敗，官方稱幾乎全殲，俘虜已多達兩萬。史朝義領著數百人狼狽向鄭州方向跑了。

隨後，僕固懷恩坐鎮河陽，讓兒子僕固瑒及朔方兵馬使高輔成率步騎萬餘人追擊史朝義，連克鄭州、汴州，史朝義又逃往濮州（今河南鄄城北），跟著過黃河轉去滑州、衛州。北方大將田承嗣領四萬人前來與史朝義匯合，與追擊的僕固瑒大戰，再次擊破燕軍。

史朝義招引魏州的燕軍合力，手下薛嵩、張忠志等對史朝義信心動搖，開始投降。這時候，史朝義、田承嗣帶魏州兵殘部困在莫州（今河北白洋淀附近的任丘市），史朝義把剩餘兵馬留給田承嗣，自己帶約五千人回幽州范陽召集援軍。可史朝義離開沒多久，唐軍三萬多兵馬合圍莫州，田承嗣開城投降。燕軍大勢已去，范陽大將李懷仙也表示投降，史朝義無法入城，數千人也開始瓦解，最後又剩數百人跟他奔廣陽（今北京房山區）。史朝義最後決定出邊塞投契丹，為了爭功的李懷仙追兵趕到，史朝義無奈自盡。

假如對於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再次分析，按說當時戰力和勢頭很猛的燕軍對唐朝產生了重創，連下洛陽、長安，不論玄宗還是肅宗，除了一支朔方軍以外，幾乎都是各地招引的雜牌軍或外族援軍，一度投降歸順安史的將領、州郡也不算少，為何安史挑戰唐朝還是失敗？

歷來大多評價安祿山史思明，往往都立足在古代忠順與悖逆的倫理層面，一味強調他們背叛朝廷，自然不得人心云云。這一說法過於老套，但是，之前筆者曾提及，

若從燕軍構成和征服方式來說，“不得人心”還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回看安祿山史思明對抗唐軍的八年，他們不敵官軍很重要一層就是以人心向背決定，如安祿山入洛陽不久就匆忙自稱大燕，他久居多時的河北境內就有顏杲卿、顏真卿等屬下不滿而反抗，還很快把各地團結兵都組織起來。不說雍丘張巡和睢陽許遠等特例，從魯炅到來瑱，河南境內到襄陽一帶州郡在巨大壓力之下，也都與安祿山進行比較頑強的僵持。

透過史書的描述背後分析，安祿山史思明之所以不能成功，既沒有像後來的女真金朝，甚至都不如過去十六國、北朝擁有比較長時期的地盤，第一個要害就在於他們這次挑戰過於魯莽。

若從長期規律看，絕非安史身為外族就不能參與中原的逐鹿，唐朝官軍並沒有所謂“命不該絕”云云的符咒。恰恰一個重要的屬於後人看來迷信的徵兆就是玄宗天寶九載夏季天空出現“四星匯聚”！

在古代天象對社會人心的浮動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的，而越是處在朝廷層面的權貴官僚對這個越發警覺不安。這對於當時在位的玄宗是大為不利的。什麼五星四星的天象異常，對於意圖改變當時局面的野心家才是吉兆，而對於原本在位的皇帝恰恰是兇相，這種案例在古代太多太多。

很簡單，

每每有人意圖改朝換代之際，就是製造各種異常的祥瑞來表明自己成就大業的合情合理合法。尤其對天象出現這種並非人力偷偷摸摸搞小動作的祥瑞，更有說服力。

所以，對玄宗而言，當時可能有人取代他是大有所謂“啟示”“警告”意味，然後朝野對安祿山這種邊地節度使就各種猜疑。這也反而促使安祿山對起兵有了加快部署的推動力，所謂“上天安排的，還不夠臭屁嗎”。

排除天象這種迷信，當時唐朝畢竟屬於空前興盛，唐玄宗雖然晚年昏聵，畢竟也才剛剛中衰而已，安祿山的起兵大戰略上是比較失策的。

唐朝應對安祿山史思明雖然手忙腳亂，但反觀安祿山這邊同樣半斤八兩。緊接著第二個要害就是，安祿山在北方並非當真控制局面，所以像河北的顏氏兄弟與河南的張巡許遠把燕軍主力牢牢肢解。

歷來宣稱安祿山坐擁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分別管轄河北、遼東與河東三大片區，其中遼東作為契丹、奚族邊民較多，距離中原偏遠，而河北與河東也並沒有完全在安祿山手下。

這才導致安祿山一旦稱帝就引發後院起火，對奪取長安和南下江淮的戰略產生巨大的掣肘，燕軍較多兵力被河北與河南牢牢拖住了，已經沒有多少迴旋餘地，也沒有太多力量去施展打敗唐軍的計劃。

再深一層就是，為什麼歷來人們會對安祿山身為三大鎮節度使，擁兵近二十萬的榮耀產生迷惑？

歸根結底，他的起兵可能並沒有到十分成熟的地步。雖然幾千年來，所有軍事行動一定會有冒險色彩，也並非有風險就一定要坐等最佳時機。

但安祿山的失敗，一些研究者已經發現其身份決定了他的地盤不穩，最終給唐朝官軍聚集援軍，收復長安等各種喘息之機，完全是影響到安祿山冒險成功的客觀事實。

客觀來看，安祿山的三鎮節度使身份原本就是負責防守邊疆的軍中大將，唐朝邊軍的組成也因任用外族而逐漸以邊地的部族軍為主。尤其安祿山的軍隊更充滿塞外習俗色彩，好比他推行拜火的祆教儀式，尚白等習俗，與內地州府的習俗顯得頗為衝突（如唐代五德其實不大確定，按說以火德尚紅為主，但軍中卻不確定感覺也尚黑，像李世民親軍輕騎有烏鴉軍的綽號，後來到唐末五代的後唐也尚黑）。

雖然安祿山的名聲威望很大，從文化融合這一角度，不僅與中原各地州府有差異，就在河北、河東等地也不能算十分深入，他冒險起兵自然也造成深入中原不甚理想。換句話說，

假如安祿山所處不是唐朝中期，換成唐末、隋末或南北朝，要麼各部族已經深入內地，或者朝廷中樞已經瓦解的情況，結果自然就不一樣了。

所以，安祿山的失敗很大程度是急於挑戰當時盛世的背景，顯得操之過急。

撇開外部局勢實際不利於安祿山佔據中原之外，即使安祿山史思明的陣營內部也並非十分穩定。

安祿山起兵籠絡了許多部族將領，手下也有相當戰鬥力的同羅部和契丹部人馬，由於成員的複雜，自然頗有矛盾。好比范陽系和平盧系人馬就並非十分團結，更加糟糕的是，安祿山自己對兒子也有一定隔膜，所以造成剛在洛陽一年就發生被刺殺，讓安祿山活成一個歷史笑柄，一出為人作嫁的悲喜劇。

安祿山原本在邊軍中的確有頗高威望，也善於籠絡人，且還有祆教傳統，凝聚了一股不容忽視的軍事實力是沒有懸念的。如前面提過，安祿山後期性格的暴躁易怒是服丹服散的惡果，甚至中毒很深造成眼睛失明，導致他神智與健康的雙重惡化。

進入洛陽稱帝，一時間促使安祿山極度驕傲自負，又與身體健康惡化產生一種複合效應，加劇他與兒子、手下關係的衝突。不僅造成他個人的厄運結局，同時也是整個燕軍事業開始衰弱的轉折。

之後的史思明雖然才智不亞於安祿山，甚至軍事能力還在安祿山之上，但史思明的威望還沒有達到安祿山的程度。所以，安慶緒和史思明的是從對立到被迫合作，這也造成燕軍勢力進一步分化削弱。

再從史思明到其餘的田承嗣、李懷仙等，原本在安慶緒階段就已經開始對唐朝處於觀望，其中一部分擁有一定實力的將領後來都選擇歸順，這對於安祿山、史思明掀起的風暴算是比較順利地平息，但這一次邊鎮風暴產生的影響卻是並未就此平息，甚至在唐朝後期還變得越來越強烈。

就安祿山與史思明的歷史影響力而言，筆者堅持認為，他們帶給中華歷史的影響遠遠超出安史戰禍本身。從唐朝後期直到兩宋前後幾乎長達

500

年，絲毫不亞於三國風雲帶給兩晉南北朝的巨大影響。

何以見得？

唐朝前期收容塞外部族進中原安置，中原百姓和塞外部族共同生活超過200年。

安祿山史思明起兵促使邊疆部族軍民朝幽州、河東、河北進一步深入，此後唐朝河朔藩鎮長時間不穩固，已是一種變相的諸侯分立形態。

這是安史帶來的變化，同時，官軍也促使吐蕃、回鶻深入西部河西甚至關中，隨著回鶻與吐蕃在文宗到僖宗時代逐漸分解，原本位於河套地區的党項、沙陀開始崛起，這又是唐末到宋代的兩股新的重要的部族力量。

唐末五代，沙陀從河套發展到佔據河東地區，其中有打敗後梁朱氏建立後唐的李氏家族。也包括更加著名的石敬瑭讓出幽雲十六州給契丹，長時間被後人認為是無恥行為。可很少有人會細想，一來石敬瑭本就是塞外後裔，他表面上也是沙陀族，實際祖上和安祿山一樣，石氏也來自西北塞外的昭武九姓，民間十分出名的十三太保中驍勇無敵的李存孝，本名安敬思，史書也說沙陀族，實際也和安祿山一樣是昭武安氏，正是安置在河套地區的九姓部族。

二來，

這十六州地方恰恰大體就以安祿山所擁有的范陽、河東、平盧三大地區。

更加微妙的是，安祿山軍中本來就比較依賴契丹、奚族的精銳，整個契丹部族同樣是從武則天時代開始崛起一直持續到唐朝後期變得十分強大。

幽雲十六州的多數地方，兩三百年下來和契丹的關係已經比較密切。石敬瑭的出讓行為不能簡單粗暴視為一種出賣，本就有一種漫長的地緣因素（這一地緣並非是天生的，恰是唐朝的邊疆防禦策略無形中逐漸養成，就是重用安祿山及其部族軍）和文化融合在其中，只不過是由石敬瑭很不光彩地拿出來擺到檯面上，最後透過某種官方形式確立歸於契丹來接盤罷了。

還不提契丹透過武力已經佔據十六州中一部分地方，所以並不是石敬瑭完全把十六州從中原割讓契丹，只是由他在官方名義上認可由契丹接手，甚至平盧地方一些州府就不在石敬瑭名下，而是過去後唐的。石敬瑭當時只是河東節度使，哪管得了那麼多？他本就是透過這個方式賄賂契丹出兵幫他上位。

但不管怎樣，這一大片地區繼續到契丹遼朝和北宋對幽雲地區的長期拉鋸，如之後動盪不安的河北魏博鎮魏州就是北宋大名府，在河南北部的澶州（今濮陽市境內）進行澶淵之盟已經是中原宋朝的邊疆。直到最後女真金軍更加深入到山東河南，基本完成大範圍的融合。當然結果是史書強調，女真明顯的被中原文化影響，另一方面至少在生活中，北方大量漢人百姓也並不會激烈排斥其他部族，原則上民間還是可以相安無事。

安史除了北方的局勢影響不僅是河朔藩鎮的長期不穩定和完成十六州的轉手。

對中原內地和南方來說，也有不能忽視的波及。這就是自西晉末年永嘉南遷以後，中原又一次世家大族大量遷徙南方，伴隨後來藩鎮動盪的黃巢起兵，一直持續不斷直到唐末。

從安祿山起兵開始，大批北方和中原的文人世家子弟都開始往蜀中、江南、嶺南幾大地區遷移，經過數代積累，南方匯聚的衣冠士族才形成五代十國南方人才的鼎盛，進而影響後來宋代南方文人家族薈萃的繁榮局面，例如江左、江右一直文人學者眾多，巴蜀地區同樣文學和學術家族很普遍。南方十國的吳越、南漢和前後蜀之所以可以支撐幾十年，自然很大程度依賴於他們各自能擁有不少人才。而這些現象起因全都來自安史，方方面面來看，安祿山史思明帶來的許多改變都綿延不斷，影響深遠。

回頭再看唐朝本身，

安祿山史思明不足以打敗唐朝，那麼官軍是不是當真足夠強大？客觀上也並不見得，能夠平定安史也說不上有很明顯優勢，唐朝能夠不倒的確有幾分僥倖。

假如安祿山知道肅宗李亨逃亡在西北靈武，身邊無什麼人，李歸仁、安守忠不要坐等官軍南下，直接追去靈武，再從中原調尹子琦的一股力量暫時放棄雍丘，變被動為主動，歷史當真應該會完全改寫。燕軍對付郭子儀、李光弼的朔方軍恐怕也不會如後來那樣糟糕。

而肅宗李亨除了朔方軍是生力，對西北塞外的如回紇人馬只是暫時性利用。隨著不斷抽調西部邊軍，如神策軍等，對吐蕃的防禦急劇削弱，這就是代宗李豫繼位以後馬上遇到長安被攻佔的危機，神策軍再次顯露鋒芒，因此被留在京畿地區成為拱衛朝廷新的禁軍主力。

換句話說，當時唐朝已經非常脆弱，南方地區起初還不知道玄宗和肅宗已經交班，事實上一旦肅宗小朝廷被消滅，如果燕軍乘勢下江南，玄宗困守蜀中肯定是大勢已去的局面。

只不過安祿山自身健康已經強弩之末，無法清醒地分析局勢，對河北義軍的驚慌失措，導致戰略局面一朝大亂，而史思明後來又因為威望不足，也不能完全順暢整合燕軍力量，所以才使唐朝艱難度過最大的一次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