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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讓制逐漸衰落,多樣化選舉方式產生,先秦時用人制度呈現大變革

早在原始社會末期,“舉賢任能”地推舉用人辦法就已存在。傳說中唐虞揖讓、堯舜禪位以及“四嶽”向堯舜推薦人才的種種事蹟告訴我們,那時的部族和部落的首領都是由下面推選出具有才能的人來擔當。隨著歷史程序的發展,封建時代最終取代了原始社會。那麼,先秦封建時代用人政策相比原始社會有哪些異同,又是怎樣繼承發展原始社會用人之法的呢?

禪讓制與傳賢的衰落

最初原始社會,主要是“禪讓”與“推舉”進行選拔人才的,這種方式符合於上古之世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隨著家庭和私有制的發展,人口的繁殖,禪讓過程中也就出現了爭奪。當國家組成之後,從事社會公共管理的人蛻變成為統治者,成為各級貴族和官吏,絕大多數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則成為被統治者。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財產和權力,拋棄了禪讓與傳賢的民主制度。成為諸侯方伯的各族族長則按照血緣宗法的親疏關係,漸次地建立起一種兄終弟及、父子相繼、立嫡立長的政治制度。這樣,民主選舉制度便為官位的世襲制度所代替。這種情況自夏商迄於周代,漸趨嚴密。

不過,世襲制度並不排斥在貴族內部之間進行某些必要的調整。“舉賢任能”仍是潛存著的標準和原則。某些公卿大夫,可以在王室執政,也可以受到罷免;某些諸侯也能受到黜廢。這種過程還往往伴隨著權力的爭奪和血與火的鬥爭,從而呈現出時代的特色,當然這些都是在貴族內部進行的。

春秋戰國時期選舉制度的大變革

春秋戰國是大國爭、諸侯力爭的兼併時代,也正是生產力突飛猛進的時代。鐵器使用、水利開發、農田墾闢、牛耕推廣,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金屬冶鑄、貨幣使用、交通增闢、都市興起,為工商業的繁盛提供了客觀條件;昔日學在王,由貴族壟斷的學術文化走向了“竹帛下於人”的新局面。這一切都大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社會關係,同時也促使選舉制度發生新的變化。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國君們為了爭霸圖強,處處都需要智慧之士替他們出謀劃策、管理各級政權,在他們禮賢下,相以延攬人才作為當務之急。

那麼當時選舉的方法如何呢?根據史料歸納起來,大體上有下列幾種:

1.君主直接招聘任命人才

國君直接招聘和延攬人才是當時一種很常見的選舉方式。例如春秋時,齊國的齊桓公仰墓一個叫小臣稷的處,曾三次前往拜訪都未能見到,後來桓公求賢心切,又去了兩次,終於達成了目的。而甯戚飯牛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甯戚窮途落魄,替人喂牛時,擊牛角悲歌,恰為齊桓公所看到,桓公載他入宮,與他談論政事,十分賞識他,便直接授他卿官。

2.臣僚向國君推薦人才

這種選舉方式是當時最普遍的一種形式。如春秋時,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他的至交管仲。桓公任管仲為相,終於使齊國確立霸業,晉悼公時,老臣祁奚向悼公推薦解狐、羊舌赤及其子祁午,各獲重用。史家稱他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到了戰國時期,薦士之風更加盛行。如淳于髡向齊宣王推薦人才,一日之中,就上薦七個人面見宣王。與此先後,鄒忌、王鬥等人也向齊宣王推薦之才,得到宣王的重視,各授以官位。秦孝公時,寵臣景監向孝公推薦逃亡入的衛鞅,終於使秦變法圖強,為稱雄七國奠定了基礎。此後,范雎由魏入秦拜相,也是由於得到魏國人鄭安平和秦使者王稽的推薦,才得到秦昭王的重用,任之為相,為秦的強大建立了功業。

3.有才之士直接向國君上書和遊說

這是一種類似毛遂自薦的方式,例如春秋時,晉國東郭民祖朝向晉獻公上書,“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與他談話三天,十分投機,就立之為師這種上書遊說,向國君陳述自己的政見而得到賞識與任用的情況,到了戰國時期就更多了。除前面所舉的商鞅、范雎等人外,如儒家孟軻、荀況,法家李斯,縱橫家張儀、蘇秦等人,都是透過上述途徑而任官的。

4.地方官員向統治者推薦人才

在春秋戰國時期封君和地方的官吏也有向國君推薦人才或自己擇用人的權利。例如春秋時,卿大夫管理采邑的邑宰、室老、家相等,都是由卿大夫自己選拔任用的。戰國時,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等四公子廣築館舍,招賢養士,讓他們從事於各種職事,乃至辦理外交,掌管食邑,放高利貸等。四公子養士各以千數,在歷史上十分著名。

5.國君從侍衛之士或郎官中選拔人才

春秋時期,天子的衛隊有“虎責”、諸侯的衛隊有“旅”,這些人號稱為“王之爪牙”和公侯干城”。他們平時負責守衛王室和公室,遇到戰爭時就成為軍隊中的骨幹。到戰國時,這些擔任國君侍從、警衛工作的人稱為郎官,具有補官員的性質,由於他們常和國君親近,國君出於需要,也常任用他們為官。例如李斯在秦,先為呂不韋的舍人,中經呂不韋推薦,人官為郎,後得秦始皇的大用,被提升為卿相。

6.根據考績和功勞選用人才

戰國時地方官年終都要上京述職。這時國君和大臣便對他們的治績進行考核,好的上升,不好的免黜,這也是一種對人才的考察與任用。不過戰國後期,軍事鬥爭十分激烈,各國都重視作戰有功的人員,提拔他們為官。這種情況在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且正式確定為一種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的用人在中國歷史上起了一種啟示和清道的作用。它使漢代以後的政治家們,能借鑑過去的歷史經驗,制訂更適合於時代需要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對整個中國歷史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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