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21年，張儀身兼秦魏之相，他“盟韓魏而攻齊楚”的連橫大策終於得以施展，這是他一生中最為風光的時刻之一。當年，一隊秦軍對楚國的丹陽發起了試探性進攻。
而另一邊，楚國丹陽，一個沒落貴族青年，正在組織民兵抵抗秦軍的入侵。不久之後，他運用地利優勢頑強抵抗，終於保衛了他心愛的祖國。
這個沒落貴族叫做屈平，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心中如此舒暢。
這場小規模的戰役引起了楚懷王的重視。屈平隨即被任命為鄂渚縣丞，次年又被召入郢都。
屈平，即是我們所熟悉的屈原。這一年，是楚懷王九年，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屈原21歲。
屈景昭是楚國王族三大姓，屈原則是根正苗紅的楚國王族之後。
然而，屈原所在一支似乎並不十分顯赫，因為他從小就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這段特殊的少年經歷，將為他的一生埋下了濃重的伏筆。
沒落的貴族與平民最大的區別就是，平民很難改變他的平民身份，貴族卻仍舊有進入廟堂的機會。
懷揣著政治理想的屈原，很快得到了楚懷王的重用。來到郢都的第二年，屈原被授予了左徒的官職，開始了他的從政之旅。
左徒這個官職，具體地位和職責並不十分清晰。經過多位學者的考證，子彧以為，左徒大約類似於客卿一類的官職，屬於國家重點儲備幹部，啥都幹但不正式負責，做得好甚至可以上位令尹。
所以，22歲的屈原，正是楚國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而此時的楚國，卻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與中原各諸侯不同，楚國並不完全算得是西周分封的諸侯。周成王給鬻熊的封號僅僅是“子”爵，楚國只是周王朝羈縻的地方實力派而已。
然而，楚國先祖篳路藍縷，而西周卻逐漸衰落。西周末年，楚武王大肆屠戮江漢，還僭號稱王，楚國意欲挑戰中原秩序的野心暴露無遺。
隨後的幾十年裡，楚國屢屢挑戰中原霸權，齊桓晉文都有心無力，只能在強盛時暫時壓制楚國的鋒芒，終至於楚莊稱霸。這是楚國最輝煌的時代。
此後的楚國卻開始融入中原，除了官職與中原各國不同，其政治制度大體與中原各國沒太大差別。
楚國也因此陷入了中原諸侯春秋分封制一樣的泥潭。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批以王族為首的分封貴族正在逐漸壯大。
幾百年過去了，到了屈原的時代，面對新興的韓趙魏齊和已完成封建改革的秦國，楚國顯得身形臃腫、步履蹣跚，難顯往日雄風。
公元前318年，公孫衍的五國合縱第一次出現在戰國的舞臺之上，楚國也參與其中。然而，隨軍的屈原卻顯得並不十分興奮，因為一個計劃在他的心中醞釀。
廟堂之高往往難以發現時政的弊端，就好比長江邊上的人往往體會不到缺水的苦惱，只有在沙漠和綠洲的邊緣才最懂得水資源的珍貴。
屈原早年的特殊經歷，讓他能夠感受到在政令的末端，楚國民生是個什麼樣子。所以，比起郢都的貴族們，屈原更知道當下的楚國更需要什麼。
楚國並不是沒有經過變法，然而卻並沒能像其他諸侯那樣，很快完成封建制度的確立。因為相較於其他諸侯，楚國的歷史最為久遠，因此貴族勢力也最為強大和頑固。
雖然吳起的變法措施已經很溫和了，但還是遭到貴族們的強烈反對而夭折。
而現在，屈原準備接過吳起的接力棒，完成楚國的封建化制度改革。他的變法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楚懷王的批准。
大約在公元前317年，楚懷王十二年，屈原開始了他的變法改革。
根據考證，屈原的變法大約分為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獎勵耕戰；第二，舉賢能；第三，反壅蔽；第四，禁朋黨；第五，明賞罰；第六，移風易俗。
從這份綱領可以看出，屈原的改革集中於政令通暢這方面。
然而，連楚王都能“壅蔽”，可知楚國的貴族勢力是有多麼強大。
因此，楚國要想變法改革，要麼讓楚王與貴族們徹底決裂，重新建立國家框架；要麼只能在儘量不觸動貴族利益的情況下，實行非常有限的變法。
不知是屈原本身就出身貴族屈氏，還是害怕過分觸動貴族勢力，總之，從變法政令來看，屈原選擇了後者。
然而，他這種隔靴搔癢的抑制措施（比如禁朋黨、舉賢能），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楚國的困境，還很容易遭到反噬。
長年生活在民間的屈原，顯然對貴族們的實力和他們保護手中乳酪的決心不夠了解。即使政令對他們利益影響如此有限，卿大夫勢力仍然感到難以容忍。
所謂上官大夫的讒言，只是一個幌子，沒有上官大夫，還會有景大夫、昭大夫，甚至屈大夫。
總之，在盤根錯節的楚國貴族面前，屈原簡直不堪一擊。公元前314年，屈原被罷黜了左徒的官職，變法隨即夭折，這些政令幾乎只是停留在竹簡之上。
楚國又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之上。
楚國雖大，江漢的財富和人口卻被屈景昭等族瓜分殆盡，吳越江南之地也各盤踞著一群地方卿大夫，他們盤根錯節，將楚懷王擁簇其中，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
楚王手中的權力和資源本就十分有限，況且楚懷王的變法意志並不堅決。屈原卻不得不依靠他來變法，因此結局本是可以料想的。
然而，屈原卻並沒有放棄他的政治理想。
雖然楚國廟堂已經顯然容不下充滿政治理想、一心耿介的屈原，但屈原一直在三閭大夫，甚至被放逐的路上，一邊觀察民生疾苦，一邊不失時機的向楚廷進言。
他在等待著，再次回到廟堂的機會，再次開啟強大楚國的鑰匙。
屈原這一等，就是20多年。懷王死了，頃襄王即位了，他仍然沒有等到復起的詔書，只好主動上書。
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再次貶謫。
或許屈原的心中是很苦悶的，所以他才會在《天問》中懟天懟地對空氣。
他不明白，他懷揣著讓楚國強大的政治理想，為何楚國當政者卻容不下他呢，難道他們不想讓自己的國家強大嗎？
在電影《非誠勿擾》中，有這樣一段經典劇情：
記者問葛優，“如果你有10個億，你願意捐給貧困山區嗎？”葛優回答：“我願意”
“如果你有一輛汽車呢？”答：“不願意”
“為什麼？”答：“因為我真的有一輛汽車。”
楚國變法也是同理。楚國貴族真的不願意讓楚國強大？當然不是，他們只是不願意拿出手中的權力和利益而已。
楚王未必不想變法，但卻力不從心；楚國貴族未必不想改革，但卻捨不得手中的土地和人口。
沒有人願意放棄手中的利益，除了他已經沒有資格發言。
楚國貴族已經強大到影響王權，而楚王也沒有魄力、沒有實力將貴族們一網打盡，那麼就只能讓貴族們扶著自己的權杖，去釋出他們想要楚王釋出的命令，把楚國變成他們想要看到的樣子。這就是屈原的悲劇。
公元前278年，楚國郢都被秦將白起攻陷，楚王倉皇逃往陳地。而屈原也在這一年，選擇了結束他毫無意義的半生等待，投汨羅江自盡。
或許我們對屈原的誤解在於，他選擇自殺並不是因為郢都陷落，而是因為他看到在逃往陳地的隊伍中，楚頃襄王卻仍舊沒有擺脫那些貴族們的簇擁。
換句話說，江漢平原雖然不在了，但貴族們仍然盤踞楚國廟堂，他仍舊沒有機會實現他的政治理想。
郢都雖然換了地方，但楚國廟堂，卻還是那個廟堂。
這一年，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屈原時年62歲，距離他第一次被貶離京已經過去了36年。
屈原的預料沒有錯，楚國貴族們勢力並未大損，很快就佔據了新的地盤，重新開始了歌舞昇平的生活，還把陳也改名為郢。
正如詩中所說，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偏安的楚國也和南宋一樣，很快就覆滅於敵國的鐵蹄之下。
屈原的一生，都堅持著他的政治理想從未動搖，然而他等了大半輩子，卻再沒有機會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楚國廟堂，去施展他的抱負。
然而，或許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的是，1953年，屈原去世後的2231年，他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決定為當年紀念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因為，文化不過是屈原的無意之舉而已。
大約在第一次被短暫流放期間，公元前313年左右，屈原在漢北寫下了他的第一首名篇《離騷》。然而，不久之後他就被楚懷王啟用，再次將精力放在了國家的外交方面。
當公元前304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的時候，他仍舊想回到廟堂但也知道這很難，《九章》當中的《抽思》等篇表達了這種想法。
公元前296年，懷王死，頃襄王立，屈原在數年之間兩次被貶，他知道他幾乎已經沒有機會回到廟堂，因此心情極其苦悶。從此時一直到自殺，是屈原創作的高峰期，組詩《九章》、《九歌》，名篇《天問》等大約都創作於這一時期。
《離騷》在後世名聲大著，與《詩經·國風》一起合稱“風騷”，成為2000多年來漢語中文化的代名詞。
屈原為主的楚國文學集《楚辭》，也與《詩經》齊名，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南北文化高峰。
然而，我們可以明顯讀得出來，屈原的絕大多數作品都不是為了文學而創作，而是滿含著他的政治理想和報國無門的苦悶。
屈原畢生的心願都在楚國廟堂。即使機會越來越渺茫，他仍舊沒有放棄。等到徹底沒有機會時，他竟選擇了讓這副殘軀隨江水而逝。
在公元前3世紀的楚國廟堂，如果沒有屈原，似乎也並不會有什麼影響；而在2000多年後的今天，如果沒有屈原，或許很多人根本就不會知道，在2000多年前的中國南方，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叫做楚國。
這個沒能在楚國廟堂大展拳腳的理想青年，卻在死後撐起了楚國的脊樑，更撐起了華夏的半邊天。
這一切並不是源於楚國的強大，而是因為他的愛國之心，他的憂思之情。不知道兩任楚王若泉下有知，該是何感想？
雖然已經被證實，屈原小時候也過端午節，但直到今天，一到端午節，人們都會想到屈原。
在子彧心中，寧願那粽子、那龍舟，就是為了紀念屈原，而不是所謂的蒼龍七宿端坐中天和抑氣避溼的正午時光。
62歲的生命裡，卻為不爭氣的祖國懷怨苦等了36年，他卻始終不改其心志；他無心插柳，卻讓後世2000年無數文人騷客盡折腰；他只在楚國廟堂待了不到10年，卻讓楚國文化發揚到了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畢生心願在廟堂，無意離騷半邊天。這是屈原的不幸，卻是我們的大幸。雖然他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卻是一個值得我們所有人懷念的愛國者。
文/子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