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類己”就是“不象自己”。秦始皇因公子扶蘇“子不類父”，與自己政見不和，雖被立太子，終究沒有走上御座；漢武帝因為太子劉據“不類己”而由愛生恨到“戰殺”太子；明太祖朱元璋“君本”思想與太子朱標的“民本”思想向悖，朱標鬱鬱而終，英年早逝；

漢武帝是雄才大略的一代君主，其性格強勢、霸氣、鐵血、專制甚至殘暴。這種性格體現在政策上就是極富開拓進取精神，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甚至不惜人力物力財力，大規模對匈奴用兵。正是漢武帝的這種性格和政策，造就一個大氣磅礴的帝國，給了一個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敢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成為我們民族兩千年來永遠的驕傲。但同樣是漢武帝的這種性格和政策，給當時大漢民眾帶來沉重的負擔，無數身為人父、人夫、人子走上了殘酷的戰場，屍骨永遠留在荒涼大漠和茫茫草原上，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而太子劉據性格卻與父親漢武帝的性格相反，他仁慈、敦厚、柔弱、溫和、謹慎，不懂帝王權術。如果劉據當上皇帝，他必然施行仁政、改善民生、愛惜民力，減輕人民負擔，反對窮兵黷武，減少對外戰爭。劉據沒有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其能力、本事、手腕也遠不及漢武帝，建立不了漢武帝那樣的豐功偉績，也無法給這個帝國帶來綿延兩千年的榮光。但劉據的政策主張卻更切合實際，更有利於普通民眾，有利於經濟社會的恢復和發展，有利於大漢王朝的長治久安，有利於漢朝避免重蹈秦亡的老路。從封建統治者的自身利益來說，這種政策更容易得到民心，減輕朝廷控制、統治國家和人民的阻力。漢武帝和劉據的不同性格，導致了兩人不同的政治主張，形成了“嚴政”與“仁政”、“君本”思想與“民本”思想、“鷹派”對外政策與“鴿派”對外政策的對立，也造成了父子相殘的千古悲劇。

武帝與劉據性格的差異，體現的是“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光就這一點來說太子劉據必死無疑。試想一下：一個將要接替自己位子的太子全部否決了自己的豐功偉績，即使這位太子的做法多麼有利於民族和國家，就算是一個普通人也不能忍受，何況武帝是一個大權在握建立了“輝煌漢朝”的強人。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前無古人的蓋世之功，他同漢武帝相似，也是一位強勢、霸氣、殘暴而又大氣磅礴、雄才大略的君主。秦始皇在為中華民族作出偉大貢獻的同時，對人民極其殘暴、對思想文化極其專制。嚴刑峻法、苛政重役讓百姓在他的統治下生不如死，焚書坑儒更是對中華文明寶庫造成空前浩劫。

而公子扶蘇雖有乃父堅毅果敢的性格，但更有秦始皇不具備的仁慈、善良、溫和、正直。對焚書坑儒，扶蘇也是堅決反對的。這就決定了扶蘇如果繼承皇位，決不會走秦始皇的老路，一定會廢止暴政，施行仁政，減輕刑罰，改善民生。如果歷史按照這樣發展，也許秦朝不會這麼短命。這又是一對“子不類父”的典型，父子兩人的政見又是“暴政”與“仁政”、“君本”思想與“民本”思想的對立，這種差別決定了在那個以軍功爵為主的的時代，公子扶蘇的“仁政”思想是沒有市場的，從歷史的結果來看，扶蘇的“子不類父”，喪失了統治國家的機會。

與秦皇漢武相比，草根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倒是個很重視民間疾苦、能夠減輕人民負擔的君主。但是對朱元璋來說，“重民”更“重君”。朱元璋反對孟子，刪減《孟子》，並將把孟子排位從孔廟中移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孟子主張“民貴君輕”，這是畢生都在加強君主專制的朱元璋決不能容忍的。朱元璋是繼秦皇漢武之後又一個加強君主專制的典型，甚至比秦皇漢武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太子朱標又是一位仁慈、柔弱、善良、溫和的“好孩子”。他對其父屠戮功臣的行為和剛猛治國的方針不同意。朱標贊同孟子“君臣如手足”的思想，主張以寬厚仁慈對待開國功臣，嚮往唐太宗時代和諧的君臣關係。所有史書對朱元璋和朱標父子關係的記載都很一致，生性猜忌的朱元璋對不喜歡討好自己的朱標一直不冷不熱。性格溫順的朱標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父親的恐懼也日益劇增，導致父子關係緊張，朱標和朱元璋之間長時間的政治意見上的矛盾，也使得朱標的精神狀況常年處於緊繃的狀態，他面對朱元璋的大肆屠殺功臣，隨意處決人命，受過儒家教育的他卻沒有能力改變這個現狀，緊張和無奈之下身體和精神就開始崩潰，英年早逝似乎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