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是中國“青銅器之鄉”，馬承源曾說：“世界上凡是有博物館的地方就有寶雞青銅器。”著名的“四大國寶”：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盤、散氏盤均出土於此。
一、破土驚世
2003年1月19日下午4點左右，陝西寶雞眉縣常興鎮楊家村的5位村民在村子北坡上為磚廠取土時挖出了一個拳頭大小的破洞，在夕陽的餘暉下，隱約透著幽幽的綠光。他們貼近洞口往裡細看，驚喜地發現裡面有4個大銅鼎。
自漢代起，寶雞就有青銅器發現，《漢書·郊祀志》記載了一個“美陽得鼎”的故事：西漢宣帝神爵四年，美陽（今扶風法門鎮）出土了一尊青銅寶鼎，鼎上所鑄的銘文無人能識，最後由那位因每日替媳婦兒畫完眉才去上班打卡而青史留名的太中大夫張敞成功“破譯”。
此後，作為周秦文化發祥地的陝西寶雞不斷有青銅器發現，加上近年來媒體對《文物法》的宣傳和文物知識的介紹普及，當地村民知道這些出土青銅器都是“寶貝”。為了避免遭到哄搶，他們留下4個人在洞旁守護，派了一個叫王寧賢的人去打電話報告縣文物局。
專家到現場後真是越挖越開心，因為洞中不是隻有4件青銅大鼎，而是有27件！這是一個未經盜擾的青銅器窖藏，裡面有鼎12件，鬲9件，壺2件，盂、盉、盤、匜各1件，而且這些青銅器儲存完好，鏽蝕得並不嚴重，最重要的是這27件青銅器件件有銘文。從銘文看，除盂以外，其餘26件皆為一個名叫逨的人所作。專家們數了數，這些青銅器上的銘文共有4048字，這將是震驚世界的“21世紀第一次重大考古發現”！
二、拾遺補厥
最令考古學家驚喜不已的是其中有一個青銅盤，經過專家簡單處理後發現上面有銘文370個字，這比1976年出土的國寶級文物“史牆盤”還多了70多個字。
“史牆盤”器型大、製作精美，高16。2cm、口徑47。3cm、深8。6cm，盤底有銘文284字，記載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7代周王的功績，與《史記》相印證。但此盤的珍貴之處在於它的作器者——西周恭王時的史官牆在銘文中記載了自己微氏家族6代人（皆為西周史官）的事蹟，這在史籍文獻中未見記載，“史牆盤”的發現填補了一段歷史空白。
逨盤的發現，同樣令考古專家們興奮不已，此盤通高20。5cm，口徑53。4cm，圈足直徑41cm，腹深10。4釐米，重18。5千克，方唇、折沿，腹部和圈足裝飾有竊曲紋，口沿下有一對獸首銜環輔首，圈足下還附有4個獸足。整體造型恢宏大氣，製作精美，被稱為“中華第一盤”。
最為珍貴的是，此盤銘文分為21行，共372字，記述了周朝9代天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龔王、懿王和孝王，相比於史牆盤，多了3代。而且盤中銘文記載了單氏8代人約300多年輔佐周王的功績：
第一代高祖單公輔佐文王、武王，滅紂建周，治理新佔有的土地；第二代皇高祖公叔，輔佐成王驅逐異族方國，安定天下，管理國家；第三代皇高祖新室仲，幫助康王處理政務，使四方邦國臣服；第四代皇高祖惠仲盠父深謀遠慮，輔助昭王、穆王，討伐荊楚；第五代皇高祖零伯坦蕩磊落，勤勉理政，輔佐恭王、懿王；第六代皇亞祖懿仲忠心效力於孝王、夷王；第七代逨的父親龔叔襄助厲王，促使朝廷政通人和；第八代單逨勤勉忠心，因討伐戎狄有功，深得宣王器重，賞賜了很多輿服器物。
從逨盤可以看出，單氏家族在西周時極為顯赫，在西周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中功績卓著，這在以前的史籍中鮮少記載，逨盤的出土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既為確立西周諸王世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又中國族譜尤其是單氏家族發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三、證史與正史
逨盤的發現，第一次通過出土文物證明了《史記》所記載的西周諸王世系的正確性。
逨盤完整地敘述了文武、成、康、邵（昭）、穆、龔（恭）、懿、考（孝）、（夷）、刺（厲）及時王（宣王）11代12王的名號、位次和有關事件，是記載歷代周王名號最多的一次發現。銘文還記載單氏家族8代與周王11代12王的對應關係，對估定西周年總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逨盤對古籍中有關西周諸王諡號記載的考證提供了重要依據。
在西周諸王的名號中，“考（孝）王”第一次出現在青銅器銘文中，而且史籍中所記載的孝王，在逨盤銘文中記為“考王”；昭王在逨盤中記為“邵王”，恭王記為“龔王”，夷王記為“得王”，厲王記為“刺王”等，一方面說明這幾位西周先王的諡號與史籍記載有別，另一方面從字面之意看，這些諡號而且都不含貶義。
生稱還是死諡？
長期以來，史學界對文、武、成、康等“號”究竟是死諡，還是生稱的問題，爭論不休。逨盤的出土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即這種號應該是死諡。
單氏始祖究為何人？
這在秦以前的古代文獻中皆無記載，自唐以後，始見於姓氏書籍：
“周成王封少子臻於單邑，為甸內侯，因氏焉。”——唐·林寶《元和姓纂》
“成王侯次子於翟，為翟氏。。。。。。又封幼子臻於單，單世卿，為甸侯，”——宋·羅泌《路史》
“單，周室卿大夫。成王封蔑於單邑，故為單氏。”——宋·鄭樵《通志》
逨盤和一同出土的四十二、四十三年逨鼎的長篇銘文記述了單氏8代即：單公公叔、新室仲、惠仲盠父、零伯、懿仲敱、龔叔和逨的家族事蹟，從銘文中單公夾輔文王、武王的記述可知，單氏始祖至遲在文王時已立，並非是唐以後姓氏書籍中普遍認為的周成王時將幼子臻封於“單”邑。
三、“南行”疑案與紀年爭議
史籍中對周昭王的“南行”究竟是一次巡視活動還是一次戰爭語焉不詳，導致史學界看法不一。《史牆盤》的銘文為“弘魯昭王，廣笞荊楚，唯狩南行。”此“南行”是天子巡狩視察還是出兵討伐，不甚明瞭。事實上，這些隱晦的記載恰恰說明周昭王伐楚結局有些狼狽，所以透過語言藝術加以避諱。《左傳》對齊桓公伐楚有這樣一段記載：
齊桓公和蔡姬在湖上泛舟遊玩，蔡姬生性活潑，嬉笑著向齊桓公潑水玩鬧，船搖晃猛烈，齊桓公因害怕而臉色煞白，大聲制止，可蔡姬玩興正濃並未停止，齊桓公大怒，上岸後決定將蔡姬遣送回蔡國。蔡穆侯見妹妹受此羞辱，一怒之下將其改嫁。齊桓公只是讓蔡姬回家反省，並沒有休妻之意。惱怒之下，發兵攻打蔡國。
齊桓公打敗蔡國後順道攻打楚國，於是雙方有了一段有趣的外交交鋒。楚成王派使者質問齊桓公：“你在北，我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你們為啥犯我邊境？”齊桓公為使自己師出有名，便羅列了楚國兩項罪狀，一是“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即沒有向周王進貢，二是“昭王南征而不復”，也就是說周昭王向南征伐，在楚境死於非命。楚國使臣不卑不亢地說：“不進貢是我們的錯，但昭王之不復，你們還是去問問漢水吧！””
楚王是怎麼死於非命的呢？據說周王三次伐楚皆獲大勝，每次都從楚地的銅綠山帶回大量青銅賞賜各隨同作戰的諸侯和貴族，這些銅礦大多被用來鑄造成了青銅器，其中就包括北宋年間出土的“安州六器”。
第三次昭王舉兵伐楚，周軍抵達漢水後，強迫當地船伕運送渡河。當地船民痛恨周軍，不堪其擾，便獻給昭王一艘用膠粘合的大船，船行至江心，忽然解體，周昭王不識水性，便淹死在了水中，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昭王喪六師於漢水”。由於這種死法實在不怎麼光彩，所以按“為尊者諱”的春秋筆法，歷史文獻對昭王伐楚之事含糊其辭。逨盤的出土使楚王“南行”有了定論，銘文中的“撲伐楚荊”明確說明了楚王“南行”就是一場戰爭。
《史記·周本紀》中記載，周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國人暴動，厲王逃往彘（zhì，今山西霍縣），由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史稱“共和行政”，這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然而史學界對於“共和”是獨立紀年、計入厲王紀年，還是算入宣王紀年，一直眾說紛紜、未有定論。1996年5月16日國家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並於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佈了《夏商周年表》，在“西周列王世系表”中將“共和”列為單獨紀年。對此，有專家提出異議，認為應通過出土文物來檢測。
逨盤的出土，終於使這一爭論塵埃落定：銘文在厲王和宣王之間並未出現共和紀年，由此可知，“共和”並不是一個獨立紀年。
三、為厲王“翻案”
周厲王，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按歷史記載，周厲王重用榮夷公霸佔山林川澤，損害了貴族和平民的利益，激起了人們的仇恨和反抗。周厲王為了壓制輿論，專門找了個巫師監視國人，凡是敢非議朝政說他壞話的人都抓起來關入大牢或殺死。厲王的“彌謗”政策終於起了效果，國人不再“謗言”，而是隻將憤怒藏在心裡，“道路以目”。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是周厲王貴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富有四海，為什麼要與民爭利？二是周厲王面對國人非議，為什麼要“彌謗”？
這要從1978年陝西扶風齊村出土的一個青銅器—— （hú）簋說起。這隻青銅器出土時被推土機碾成了100多塊碎片，後經過專家一個多月的修復才得以完整示人。
“ ”是周厲王的名字，他是西周第10個王，叫姬胡，“ ”即胡。這隻簋是周厲王祭祀先祖，祈求祖先保佑的禮器，透過簋上的124字銘文，我們看到了一個憂心如焚、日夜孜孜、為國操勞的厲王：
我遵循先王的遺訓，晝夜盡心經營先王事業，以配皇天，我任用義土獻民，鞏固周先公建立的宗室。今作此寶簋，告慰先宗列祖、有文德之先人，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賜降多福、長壽。先王永命，保我山川林澤專有利益，作固在下。
其實，西周到厲王時已是第10代，歷經“成康之治”後，至第4代昭王之時，已是“王道微缺”（《史記》）。為什麼“王道微缺”呢？真是昭王自己作的。昭王十四年秋天，魯國發生政變，魯國國君幽公被其弟姬沸殺死，自立為君，稱魏公。對這樣大逆不道、違反禮制人倫的事，周昭王竟聽之任之，沒有對其進行討伐懲戒，其惡果是天子失了威信，也破壞了西周統治的政治基礎——分封制與宗法制，更為甚者，助長了諸侯僭越禮制，覬覦國君之位的野心。
武王定天下之後，大行分封，將王族、功臣、先商貴族分封到各地，既鞏固和擴大疆域，又傳播了西周的禮樂制度。在分封的諸侯王裡，與周王同姓的子弟佔了絕大多數，周初就是靠著這種血緣分封得以鞏固和發展。然而隨著一代代周王分封下去，周王與姬姓諸侯之間的血緣關係越來越疏遠。更糟糕的是，每次分封，都要從周王控制的土地中劃分出去一部分，召“蛋糕”就那麼大，越分越小，周王控制的土地和人民越來越少，諸侯漸漸地不把周王放眼裡了。到西周第7位天子懿王時，王室已衰微。再到第9位天子周夷王時，竟至於“諸侯或不朝，相伐”（《史記》）。
厲王即位後，實際上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表面上周王富有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上很多土地嚴重“私有化”，大多在諸侯、卿大夫和士手裡。而且諸侯還互相攻伐，不斷擴張，私佔山林川澤，兼併土地。以至於到後來，周王控制的土地還不如一些大諸侯，而且越來越少。令厲王糟心的還不止這些，玁狁、戎狄和淮夷等遊牧部落進犯西周邊境。
一邊是諸侯坐大，富可敵國，一邊是周王室衰微，國庫虧空還要應付連年征戰。周厲王夜不能寐，他只能改革，他要加強王權，首先要控制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一方面充實國庫，另一方面也削弱諸侯實力。
可這必然引起貴族的不滿，於是，為了繼續自己的改革，他只能一邊“彌謗”，一邊鑄簋向祖先祈禱護佑了。大凡改革，必定會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反對的聲音多了，自然不利於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這時一定程度上的專制是必要的。這讓人想起秦始皇建立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帝國，他開創皇帝制度，在全國推行郡縣制，那些嘴碎的儒生老是扎堆謗議他，一怒之下焚書坑儒。秦始皇成功了，周厲王卻狼狽地被驅逐了，因為秦始皇是一個實現了專制集權“帝王”，而周厲王只是一個個獨立王國的“共主”，所以，同樣的事，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人做，結局也不一樣。
成王敗寇，厲王被歷史“抹黑”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因為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然而，歷史也常常穿越了時空，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將真相揭露給世人。正如2003年出土的這隻逨盤，它用那些古奧的文字告訴我們：厲王並不“厲”，他只是“刺”（烈），一個夙夜憂心，急切地想透過急進激烈的改革來振興宗室，守土衛國的改革失敗者。
這點，或許也可以透過《詩經》中那些刺諷厲王的詩篇，如《板》中講道：“上帝闆闆，下民卒癉。”“上帝”指周厲王，“闆闆”即“反”，違背常理，也就是說周厲王改變祖先法度，違反先王制度，使百姓日漸疲病。
陝西眉縣楊家村的西周青銅器窖藏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印證了史籍記載、增補了文獻缺失、修正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堪稱盛世吉金，國之重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