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開元年間，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處於人生巔峰的時刻——他治下的江山不僅國泰民安，而且富庶的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在大唐之外，那些不服不忿的蠻夷要麼被揍得落花流水，要麼乖順得一塌糊塗，“天可汗”的美名再度響徹大漠草原。在志得意滿之下，這位在歷史上名聲譭譽參半的皇帝理所當然的要搞些“形象工程”，以求青史留名。於是他跑去泰山封了禪，修了集賢殿書院，編訂了《大唐開元禮》、《大唐六典》等法典，又大搞藏書，使得“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新唐書·卷五十七·志第四十七》）。

中國的武廟祭祀文化起源於唐開元年間

而李隆基的另一大創舉，就是在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首開了武廟祭祀文化的先河：

“丙申，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三·唐紀第二十九》）

皇帝張張嘴，臣子跑斷腿。為了確定誰才有資格能陪著姜太公享受後人的供奉香火，一大堆大唐朝的名臣良相們不知翻爛了多少本古籍、吵啞了多少回喉嚨，終於湊齊了所謂的“武廟十哲”。他們分別是漢太子少傅張良、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於右；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勣列於左。同時因為皇帝指定的緣故，張良的地位高出一頭，獲得了“副祀”的資格。

話說入選武廟十哲的諸位名將的資格問題，肯定會有所爭議。比如白起能入選，那麼讓同列“戰國四將”的“翦頗牧”情何以堪？比如長驅域外千百里、揚大漢威名於塞外的漢之衛霍為啥榜上無名？再比如當時距李靖、李勣辭世不過幾十年，在那個越古越牛、越老越神的年代，二李之所以能入選，是不是大唐王朝在作弊？

一將功成萬骨枯——華夏自古以來多災多難，相應的就是名將輩出

這種爭議其實沒啥可奇怪的，畢竟“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比如要是讓我在初唐名將中挑兩位入選十哲，那麼將騎兵突擊戰術玩得出神入化，一生中“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舊唐書·卷八十三·列傳第三十三》）的悍將蘇定方就必是首選。

這當然不是說李靖和李勣就沒有資格。李靖先不去說他，李勣作為史上少有的不但戰功赫赫，而且能得善終，同時在老闆、同僚、下屬乃至敵人都有口皆碑的人物，實在是堪稱歷代名將之典範。

李勣就是李世勣，也是徐世勣，但還真不能亂叫一氣。

在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中，呂布因屢降屢叛而被諷為“三姓家奴”，如今更在網路上被調侃成了義父殺手。不過這種事情在隋唐交替之際壓根都不算事，那會兒的名臣名將中“兩姓”、“三姓”那啥的遍地都是，大將秦瓊還曾“四姓”過，被譽為“人鏡”的著名諫臣魏徵甚至玩過“五姓”，簡直讓人瞠目結舌。

（其實說魏徵“六姓”也行——鮮為人知的是，老魏在降唐後又曾被竇建德俘虜過，而且立場還不咋堅定，給老竇當過一陣子起居舍人。之後秦王李世民幹掉了老竇，魏徵等於是二度降唐。）

在初唐，兩姓、三姓那啥算履歷清白，四姓、五姓也不耽誤人家當名臣

相較之下，李勣的經歷相對單純。他一出道就上了瓦崗，瓦崗完蛋之後就降了唐，此後便從一而終，在初唐那個降臣遍地走、叛將多如狗的年代，絕對算得上是履歷清白。

不過這貨讓人比較頭疼的是他的名字：徐世勣、李世勣、李勣——我們到底該怎麼稱呼他？

這個問題曾有不少朋友問過我。嚴格的講，這傢伙雖然有過兩姓兩名，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還真不能亂叫一氣。

他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

，

出身平北祖上房徐氏。雖然老徐家算不上什麼名門大族，但也是豪富之家，在當地非常有影響。所以徐世勣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文武兼資，堪稱少年天才。

隋大業末年天下板蕩，兵災四起，不甘寂寞的徐世勣就近加入了翟讓領導的瓦崗軍。從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到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間，他為瓦崗南征北戰而且幾乎無一敗績，在不管是史實還是傳說中的瓦崗軍眾多大將中，戰功無人能出其右。

而且徐世勣在降唐之時還不計前嫌的推功給李密（李密在與翟讓內訌時，差點連徐世勣一起幹掉），這就讓唐高祖李淵更加青睞於他。為了籠絡住這個傑出的人才，李淵不但不吝加官晉爵，還特地賜以國姓李氏：

“高祖大喜曰：‘徐世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舊唐書·卷六十七·列傳第十七》）

說實話，大唐朝的國姓其實並不咋值錢，起碼在初唐時就曾被李淵和李世民父子大規模批發過。像什麼突厥、鐵勒、契丹、党項、靺鞨等異族的一大堆向大唐降附的首領，大多能獲贈國姓一枚；同時像那些曾經在隋末亂世風雲一時，後來又迫於大勢降唐的梟雄如羅藝、杜伏威、高開道、郭子和、劉孝真等，也大多被改了李姓。被改了姓的異族首領暫且不說，那些曾經跟大唐做過對頭又被（羞辱性的）賜了李姓的一代梟雄們，大多被閒置冷落，甚至不少還被找茬砍了腦袋。而初唐之時被賜李姓而又屢受重用，最終位高權重的除了徐世勣外再無第二人——從這個角度看，賜姓不值錢，但徐世勣的這個賜姓卻非常值錢。

因為唐高宗李治沒事瞎折騰，所以後世通常以“李勣”稱之

徐世勣生於隋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在人生的頭26年裡，只要提到這位傑出的青年才俊，與之相伴的一定是徐世勣這個名字。

而從武德二年開始，徐世勣就變成了李世勣，並且這個名字足足伴隨了他30多年的時光。也可以說，在這位初唐名將人生中最輝煌、最高光的那段光陰裡，他的名字就是李世勣，也只能是李世勣。

現在有很多資料都聲稱（包括某某百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為帝后，李世勣為了避皇帝之諱，改名李勣——這純粹是胡謅八扯。

有關史料白紙黑字，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李勣，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舊唐書·卷六十七·列傳第十七》）

也就是說，李世勣是直到唐高宗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才改名李勣的。從武德二年始直至整個貞觀年間，他從未改過名。

那麼在李世民活著的時候，李世勣為啥不去避諱，直到這位貞觀大帝掛了以後才想起來？

這就要說到李世民和李治這對父子的不同之處。李老爹為人豪爽大氣又不拘小節，對那些狗屁倒灶的繁文縟節煩不勝煩，為此還專門下了一道“二名不偏諱令”：

“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避。”（《傳世藏書·集庫·總集》）

按照李老爹制定的規矩，除非李世勣腦子進水改名叫“李世民勣”才須避諱，哪怕是叫了“李世勣民”都無須改名。所以李世勣得多有閒心，才會無聊到給自己改名？

同理，在貞觀年間三省六部中的那個民部，也無須改名叫戶部。

等到李治這個李老爹的熊兒子上臺後，情況就變了。

“避諱”到了宋明以後窮講究更多，像圖中“弘”字缺筆就是典型的避諱寫法

話說這位唐高宗之所以能接他老爹的班，除了哥哥們成全以外，靠的主要就是“仁孝”二字。所以在即位之初，面對滿朝老爹留下的老臣悍將，李治欲穩固地位、建立威信，乾脆高舉起“孝悌”的大旗，拿他老爹的名諱瞎折騰：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唐紀第十五》）

從此以後，民部不復存在，成了戶部；而早已威震海內的大唐名將李世勣，也只好改叫李勣。

所以對這位千古名將，在大唐朝立國之前，我們大可以叫他徐世勣；而在武德、貞觀的30多年裡，大唐的英國公就叫李世勣；至於唐高宗即位直至他辭世的10幾年裡，世間就只有李勣了。

為了行文方便，以下還是統稱他為李世勣——畢竟他在立下人生中的大部分功業時，都叫這個名字。

李世勣無愧於在初唐時能與李靖並稱的名將。

提起初唐乃至全唐的名將，總是繞不開“二李”，即李靖和李世勣

不過這兩位名將的作戰風格卻截然不同，彷彿兩個極端。李靖擅出奇兵，而且總是喜歡力排眾議，發動出人意料的奔襲戰、閃擊戰，最終一戰而功成。滅蕭銑是如此，平輔公祏之叛是如此，雪夜破襄城更是如此，只有大破吐谷渾算是慢的，也不過打了大半年而已。

李靖與李世勣的作戰風格截然不同

當然這種風格的形成可能跟李靖坎坷的經歷有關——他首次參與大規模戰事時已經年過半百，而且還官職低微、聲名不顯。在那個人均壽命不過30出頭的年代，想來李靖對於建功立業有著很強烈的危機感和迫切感，這對他作戰風格的形成恐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而李世勣則不同。從他不到20歲加入瓦崗軍直到75歲攻滅高句麗，在李世勣近60年的戎馬生涯中歷經過的大小戰事簡直數不勝數。要是他也像李靖那樣總是愛行險出奇（李靖一生中打過的仗真不多，其中大戰只有四次），估計墳頭上的草早就長出過不知道多少茬了，哪還能活到76歲得以善終？

所以李世勣的作戰風格就是一個“穩”字當頭，按現在網路上的流行語就是“穩如老狗”。

對此，李世勣的大老闆李世民自然是深諳於心。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他在品評麾下名將時，曾意味深長的說道：

“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第十三》）

李世民說出這段話的背景是在加封薛萬徹為代州（今山西代縣）都督、右武衛大將軍之後，不久之前還曾將妹妹丹陽公主嫁給了這位廢太子李建成曾經的心腹愛將——由此可見他對於老薛的信重和喜愛。

這位薛大將軍“非大勝則大敗”，看起來就不咋靠譜，為啥李大帝還如此青睞於他？原因很簡單，同道中人嘛。這位曾經的秦王殿下一旦上了戰場上，就是個純粹的賭徒，哪怕只有一分把握也敢帶著全軍發瘋（而且這位以虛心納諫著稱的貞觀大帝到了戰場就六親不認，誰勸都不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虎牢關之戰，這貨領著3000多騎兵就敢朝竇建德的10多萬大軍發動決死衝鋒。不過李大帝天資高、運氣好，所以屢賭屢贏，就敗給過薛舉一回；薛萬徹雖然本事次點、運氣壞點，但怎麼說也算是同道中人，自然是怎麼看怎麼順眼。

李世民作戰最好行險，自然跟穩重的李世勣八字不合

同理還有李靖。老李平常謹小慎微，上了戰場膽子就大到沒邊兒，經常比李大帝還瘋。所以這對君臣才會那啥看綠豆，一生都惺惺相惜。

相比之下，李世勣的用兵風格則截然不同：

“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聞其片善，扼腕而從。”（《舊唐書·卷六十七·列傳第十七》）

懶得翻譯。簡單說就是李世民視戰事為“急驚風”，而李世勣卻是個“慢郎中”。他打起仗來一定先是認真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再有條不紊的把一切準備就緒，並將各種意外情況的應對方式都交待得差不多了，才磨磨蹭蹭的開始打架。而且一定打得有板有眼，基本上是誰都挑不出毛病的那種打法。

因此，這位大唐名將也經常遭人詬病，甚至在當前的網路上還有不少人稱其為“水貨”。至於證據，我見得最多的就是說這貨打了無數敗仗。

有多“無數”？我來總結一下——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沒守住黎陽，又因竇建德挾其父徐蓋為質，被迫投降，後逃歸長安；次年打宋金剛時，“戰小卻，為賊所乘”（《舊唐書·卷二·本紀第二》），多虧李世民率軍反擊扭轉頹勢；又次年打劉黑闥，所部5千步卒曾一戰皆沒，李世勣僅以身免；之後與劉黑闥再戰於臨洺，李世勣所部又被襲營，到底被打成啥樣不知道，反正李世民又救了他一回；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攻打高句麗時圍攻遼東城12日不克，結果李世民趕到後一日破城；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滅高句麗一戰中，因李世勣部署不當導致新城被襲，最後還得靠薛仁貴救場。

大致就這麼多了，而且基本屬實，在正史中都能找到出處。

不過因此就否定李世勣真正可稱之為“無數”的戰功，甚至否定他作為名將的資格、稱其為水貨，我覺得不僅是偏頗，而且弄不好是腦子長歪了。

有些人在挑刺時，經常會故意眼瞎耳聾口啞面癱

證據實在是太好找了——較之我累花了眼才找出的那麼幾個敗績，李世勣打過的勝仗簡直可以信手拈來，絲毫不費力氣。

瓦崗軍時期，李世勣曾一戰擊敗並陣斬大隋名將張須陀，又數次大敗一代梟雄王世充和宇文化及。後又攻克黎陽，使得瓦崗軍勢力大漲、聲威大振，達到了其最鼎盛期。

在歸唐後的統一之戰中，李世勣追隨秦王李世民主打北方戰場。話說在初唐年間爆發的歷次戰事中，大唐朝打得最費勁、損失最大、敗得也最多的非武德年間的北方之戰莫屬。竇建德、王世充、薛舉、宋金剛、劉武周、劉黑闥等個個都是硬茬子，與之相比，南方諸侯如蕭銑、杜伏威、沈法興、輔公祏就是幫戰五渣，根本不值一提。而那些光芒萬丈的大唐名將們只要趟進北方這個爛攤子幾乎個個吃癟倒黴，被揍得全軍覆沒乃至被俘的有一大堆，連戰無不勝的秦王殿下都曾被打得差點“僅以身免”：

“壬子，戰於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五·唐紀第一》）

所以在此期間李世勣雖然表現得不怎麼出彩，還打了不少敗仗，但基本都是無礙大局的小敗，並沒影響到大局，更不足以顛覆唐軍的勝勢。更重要的是，作為非嫡系將領，李世勣在此期間一直追隨李世民作戰，使得後者對他有了深刻的瞭解，更是搞到了這位大唐名將的“使用說明書”：

“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唐紀第十二》）

啥意思？李大帝手中有兩柄寶刃，一曰李靖，二曰李世勣。李靖者，絕世之神兵也。一刃既出天下辟易，但用之過甚傷人亦能傷己，故例不輕出（主要是這貨太愛冒險，用多了容易出事）；李世勣者，重劍無鋒，大巧不工也。雖折而不撓，雖闕而不荏，謂之君子勇也，故可常用於四方。

所以在貞觀年間，李靖就撈著兩次出征，李世勣則幾乎無戰不在，無時不戰。

初唐之所以能將星雲集、戰無不勝，多虧有了李世民這個知人善任的“總舵手”

而令李靖一戰封神的雪夜破襄城，李世民之所以大膽放手令其冒險突襲，也是因為有讓他信任的姐夫柴紹以及用兵穩如老狗的李世勣在兩翼護法——即便李靖突襲失敗，有柴紹和李世勣在也足以穩定局面，再說還有穩健不亞於李世勣的李道宗千里包抄頡利的後路，此戰起碼也能立於不敗之地。

李靖一戰大捷以後，恰是李世勣穩穩的堵住了頡利的去路，並俘其部落5萬餘口。

而且李世勣年輕時用兵稍顯毛躁的不足，李世民也看在眼裡。於是從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直到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間）的16年間，他一直把李世勣扔在幷州的邊防線上打怪升級，終於磨礪出了一個貞觀中後期大唐軍方的頂樑柱。

從貞觀十五年到二十年，李世勣數次出擊漠北、邀戰薛延陀，不斷積小勝為大勝，最終將其拖瘦拖垮，直至亡國；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李勣隨李世民討伐高句麗，獨率一軍連破蓋牟、遼東、白巖等城，並參與安市城之戰；乾封元年（公元666年），73歲高齡的李勣再度掛帥擔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二徵高句麗。歷兩年，終於滅亡了這個曾困擾隋唐兩朝的強敵。

縱觀李世勣一生，內戰不提，僅外戰中就滅掉了東突厥、薛延陀和高句麗三國——這樣的名將要還是水貨，世間還有誰堪稱名將？

如果用一個詞彙評價戰場之外的李世勣，我還選“穩如老狗”。

如果說軍事成就上，李世勣在燦若星河的初唐名將中能排到第幾位還有些爭議的話，那麼他在仕途上的成就則堪稱無人能比。比如在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能歷經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始終屹立不倒且備受重用的唯有李世勣與程知節，而程知節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顯然無法與李世勣相比。

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中，混得最好、最穩的就是排名倒第二的李世勣

其實他能做到這一點非常的不容易，為啥？因為在當時的朝堂上，李世勣屬於是沒門沒派的獨立山頭，在這一點上他跟李靖非常相似。可是後者混成啥樣？要麼就是皇帝（李淵）跳著腳要砍死他，要麼就是同僚們拿他當棉花彈，最後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只好“闔門自守”，連親戚朋友上門都不敢見。而李世勣呢？在戰場上穩如老狗，回到朝堂依舊穩如老狗，而且左右逢源、八面玲瓏。他的人緣好到什麼程度？在李世勣病逝後，皇帝李治為之痛哭並親自送葬，還下令仿漢之衛霍故事，按照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的形狀為他修築墳墓，以表彰他亡突厥、薛延陀兩國的功勞。至於同僚則更不用說，“洎勣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舊唐書·卷六十七·列傳第十七》）。

可能有人會不同意：這貨不是出身瓦崗嗎，怎麼能算獨立山頭？

嗯，有這種想法的大多是被演義小說所誤導。關於歷史上的瓦崗軍有兩個事實很重要——第一是瓦崗軍分為翟讓和李密兩派，前者算得上人才的只有李世勣、單雄信和王伯當（這貨後來還改換門庭了）等小貓三兩隻，而大名鼎鼎的魏徵、程知節、秦瓊、羅士信、裴仁基等均是衝著李密才投奔的瓦崗；第二，直到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李密攜大批豪傑來投後，瓦崗軍的事業才算蒸蒸日上，卻很快發生了翟李火併事件，李世勣也被砍成重傷。於是他很快遠走黎陽獨守，而瓦崗軍也在短短的一年多之後就迅速崩潰。

所以翟派與李派之間既沒動機也沒時間攀交情，甚至可以說不相互捅刀子都算人品高尚，事實上也是如此。後來王世充兵敗、單雄信被俘後，在演義中號稱跟這位“九省綠林總瓢把子”關係好得能穿一條褲子的瓦崗降將們，大多無動於衷或是蹲在旁邊看戲，唯有同為翟派的李世勣出頭寧願拿自己的官爵換單雄信一條命。後來求情失敗，李世勣更是“乃割股肉以啖雄信”（《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九·唐紀第五》），以贖當年“誓同生死”之情。

瓦崗從來沒燒過“一炷香”，更沒分裂過，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是一路人

跟舊日同僚攀不上交情，唐高祖李淵晉陽起兵的“元謀功臣十七人”名單中找不到李世勣的名字，又從未在秦王府或天策上將府打過工。雖被賜以國姓，但他跟在初唐時期有著很強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的宗室集團也沒啥往來——這樣的孤家寡人，在當時除了李世勣幾乎再無第二人，就連同樣以孤臣著稱的李靖，也曾在秦王府給李世民當過幾天親衛官呢。

而且他的性格，尤其是作戰風格又跟那位貞觀大帝反衝，很可能為其所不喜。要不然在後來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排位中，以李世勣之功勳，又咋會僅位列倒數第二？

不過要是讓李世勣穿越一下，比如跑到漢初、隋初、宋初、明初去，估計這貨即便不是被早早的一刀咔嚓掉，也得被打發到某個犄角旮旯去餘生落魄。

幸虧他遇到的是個格外與眾不同的皇帝李世民。

想當年大唐名將雲集特別是有李靖可用時，李世民將李世勣扔在幷州磨礪了16年，終為貞觀中後期的大唐軍隊培養出個頂樑柱。而在這位貞觀大帝行將離世時，又故意找個罪名將這個文武兼資的良臣貶黜到地方，以便自己的兒子李治即位後施恩使用：

“汝於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舊唐書·卷六十七·列傳第十七》）

李治很聽話，登基後便召回李世勣並拜為宰相。

那麼李世勣憑什麼能獲得初唐三代皇帝的青睞，不但從未遭到猜忌，還能把官越做越大？

我覺得有以下三個原因，但終歸在於一個“穩”字，不愧是穩如老狗的李世勣。

首先，李世勣立場站得穩。

在初唐，降來叛去不算啥新鮮事。但在降來叛去間還能把立場站得穩如泰山的，除李世勣外再無第二人。

在瓦崗，身為翟讓麾下頭號悍將的李世勣在翟李火併中捱了一刀，差點送命——甭管是為啥挨刀，起碼能讓人覺得他是對得起舊主了；降唐之時，他又不計前嫌的推功給李密，獲得李淵用“純臣”二字為其蓋棺定論，從此在大唐朝站穩了腳跟；後來他雖曾被竇建德俘虜過，但寧可拋下老爹不管也要拼死逃歸長安，更是坐實了自己的立場。

在演義中被塑造成“智多近乎妖”的李世勣，在現實中也是智商超人

所以在此後的幾十年裡，甭管風雲如何變幻，人們可以質疑李世勣的本事差勁、性格圓滑、明哲保身，但唯獨無法質疑他的忠誠。因此李世民才會感慨“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無以逾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七·唐紀第十三》），而他的兒子李治在給李世勣作祭文時，更是將忠誠作為對其最大的褒獎：

“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臨危守義，類文聘之懷忠；建策承恩，同奉春（婁敬）之得姓。”（《新唐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十八》）

其次，李世勣人設立得穩。

乍看之下，初唐兩大名將李靖、李世勣都沒啥山頭，不過這二位的“孤臣”卻當得截然不同。李靖下了戰場就活得戰戰兢兢，不是“恂恂然似不能言”就是“闔門自守”。孤得簡直沒法再孤，結果還是沒完沒了的遭人彈劾。除了李世民信任他外，在同僚間可謂是活得人嫌狗憎。而李世勣則截然不同，在戰場上他非常善於聽取別人的意見，與同僚和部下搞好關係；一旦打了勝仗，軍功和財物統統推讓給部下，所以人人都願意追隨李世勣打仗；回到朝堂上，他更是與人為善，從不結怨，所以大家都覺得這貨是個好人，誰要閒著沒事想彈劾他，肯定不會招人待見。

所以在皇帝眼中，李靖和李世勣都是值得重用的孤臣；在同僚眼中，李靖依然是招人煩的孤臣，而李世勣別看沒山頭，但哪個山頭都能平趟，自然是人緣好得不得了，這還孤臣個毛線？

最後，李世勣遇事從不出頭。

既擅謀國又擅謀身——這才是國之良臣名將該有的做派

在瓦崗軍翟李火併中，其實李世勣啥都沒幹，就想開溜，結果慘遭“門者斫之傷頸”（《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隋紀第七》），算是遭了池魚之殃。

其實這就是李世勣性格的真實寫照——遇事首先想到的是自保而非出頭，即便要有所行動也是謀定而後動。

義寧元年（公元618年）瓦崗軍全面潰敗，李密率部降唐，而程知節、秦瓊等人則投奔了王世充。唯獨坐守黎陽的李世勣不動如山，還趁機吞併了大片原屬李密所轄的地盤。儘管此時他早有降意，更不看好王世充的前途，但仍等到李密等人受到了很好的安置以後，才於次年率部降唐，還獲得了“感德推功，實純臣也”的好評。

關於李世勣在玄武門之變中的表現，《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的記載自相矛盾。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李世民兄弟相殘、逼父退位之時，這貨遠遠的蹲在幷州裝死狗，反正啥也沒幹。所以李世民登基後，李世勣既無大功也沒犯錯，該幹啥繼續幹啥。

知道為啥李世民說他“不能大勝，亦不大敗”了吧？這傢伙混仕途跟打仗簡直就是一個路數——哪怕立功的誘惑再大，也要先想著如何自保，反正不逼急了絕對不肯冒險。

所以李世勣連滅三國、歷三朝而不倒的功勳在初唐的一票良臣名將中幾乎是獨一檔的存在，但在後世的風評口碑卻不如李靖，其實皆源於此。畢竟寫史書的那幫傢伙從來看不得別人好，統統都是誰倒黴了誇誰，誰走運了就貶誰。

當然這貨受人詬病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李治欲廢王皇后、改立武則天時，態度極其曖昧：

“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後，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九·唐紀十五》）

其實這倒是有點冤枉老李了。且不說這是他遇事從輕易不出頭表態的性格使然，就說這種皇帝家事本就不是當臣子的該輕易插手的，即便插手基本也是白扯——當時蹦著高反對廢王立武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是啥下場？還不是因此連遭貶黜，最終死於非命？再加上個李世勣，難道就能改變李治的心意？

再說李世勣又不是能掐會算，在當時誰能想到那位武昭儀居然能篡唐立周、當上了史上無二的女皇帝？

李敬業造反除了成就了駱賓王的一篇檄文，好像沒起到任何作用

不過就算打死李世勣也想不到的是，他穩如老狗了一輩子，卻生下了個“不肖子孫”——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身為太后的武則天剛廢了李顯的帝位，還沒等那些李唐宗室和滿朝的“忠臣”有啥反應，李世勣的孫子李敬業倒義憤填膺的先造了反。結果這貨兵敗身死不說，還連累自己的爺爺被追削所有官爵，連墳頭都被刨了。

若李世勣泉下有知，不知會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