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如果晉朝能像漢、唐那樣欣欣向榮，篡權的司馬氏可以博得一個好名聲嗎？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真的這樣，毫無疑問整個司馬氏的名聲會好很多，司馬懿就更不用講了，畢竟他一沒有親手終結前朝，沒有像李淵那樣被兒子架空權力，他將會作為一名大一統王朝奠基者的身份，光鮮亮麗的被載入史冊。
可能有人會說，篡權者向來不會落下好名聲。但我們若全面分析史上的案例，會發現這個觀點並不成立：以勝敗論英雄、重視結果大於過程是我們的“優良”傳統，在司馬懿前後，玩弄政治而奪取政權的大有人在，但因此而遺臭萬年的卻是少數。
前後的案例證明，篡權不意味臭名昭著
春秋的結束、戰國的開端，正是以兩起篡權為標誌。韓趙魏三家將老東家晉國瓜分殆盡；東邊的卿大夫田氏，也緊跟著把姜子牙的後人趕到了海上，讓齊國這個曾經風光無限的大國換了主人。
但最終，這兩起篡權的當事人，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行為被世人鄙視。魏國強盛一時、魏文侯魏斯被視為明君的代表；趙國橫行河北，鐵血趙軍更是吸引了一眾粉絲；齊國繼續悶聲發大財，以至於到了楚漢相爭時，大量齊人甘願為田氏而死。
這是司馬懿之前，我們看看之後的情況：
被西方學者視為“千古一帝”的隋文帝楊堅，20年開創了開皇之治，將中原王朝的強盛推向了新頂峰。但他帝位的取得，卻極端“可恥”：女婿周宣帝宇文贇病死後，楊堅在“奸臣”的幫助下奪取了權力，其後更是殘忍殺害了包括年僅9歲的宇文衍在內的北周皇室，雙手沾滿鮮血建立了隋朝。
唐朝、五代我們就不再贅述，北宋的建立者趙匡胤，其實跟司馬氏半斤八兩。後周世宗柴榮英明神武、被後世稱為小太宗，一手改革禁軍、整頓吏治、南征北伐，甚至讓人看到了終結亂世的希望。可以說，積極向上的後周，並不是讓人痛恨、活該被篡奪的政權。
同時，柴榮對趙匡胤極為信任，也像當初曹睿託孤司馬懿一樣，讓趙匡胤作為輔政大臣照顧自己的兒子。但可惜的是，趙匡胤比司馬懿心急得多，幾乎在柴榮屍骨未寒之際，他就迫不及待的導演了一出黃袍加身的大戲，從孤兒寡母手中奪權。
那麼問題來了，為啥都是篡權，戰國時的魏、趙、齊，泱泱大隋，封建史上的另類兩宋，都在後世享受了好名聲？對於政權更迭這種大事，我們的觀念一向是極端務實的。天子失道，諸侯伐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篡權=不道德，這種命題並不成立；封建王朝=家天下，而對於一個家族的忠心，並不會保持太久，並且即使在王朝上升期，心懷鬼胎者也比比皆是。
結合上面的例子，一個篡權者要落下好名聲，其實並非難事。
三項指標滿足其一，篡位者就能成功洗白
封建帝王想要青史留名，並不需要以秦皇漢武為參照物。相應指標按照困難指數，由低到高排列如下：
第一層——善待官員、貴族、士大夫、地主階級，就像宋朝那樣，與士大夫共天下。說白了就是保證統治階層的利益，堵住那些對社會有影響力、掌控力人員/家族的嘴，將他們拉到帝王家族一個戰線上。畢竟在古代，老百姓基本上是不識字的，不大可能著書立傳，從而影響一個王朝的光輝形象；
第二層——讓老百姓過上相對好的日子。這個難度比較大，畢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封建政權存在的經濟與社會基礎，正是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但如果帝王能對地主階級無限膨脹的野心進行適當壓制，依靠法制對各級官員的行為進行些許約束，讓土地兼併不那麼肆無忌憚，在此前提下，如果沒碰上嚴重到離譜的天災人禍，老百姓安居樂業的理想，理論上並不難實現。
第二層——對內創新制度，推動社會邁向更高水平的發展軌道；對外痛擊王朝的現實及潛在威脅，拓寬中原的生存空間，萬國來朝、外族對華夏文明頂禮膜拜。這樣的帝王/王朝也許在當時會因為消耗人力、武力遭致一些詬病；但所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從長遠來看，他們大多會被後世傳唱，甚至會成為封建時代的象徵。
對於篡權者而言，上述三項指標，如果能滿足第一項，就能成為士大夫口中的有為之君，比如宋朝的趙氏兄弟；
如果與第一點不吻合，但能滿足第二項，也能被世人銘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隋文帝楊堅，雖然對官員極度嚴苛，但對於老百姓而言，他卻是千年難遇的仁慈帝王；甚至隋煬帝楊廣在位初期，也延續了父親大力推行均田制的政策，力圖讓耕者有其田、貧者有所依；
而同時滿足二、三項的帝王，在歷史上是稀有物種；而在篡權者群體中，做到這一點更是難上加難。不過萬事總有例外，仍舊是隋文帝楊堅。被敗家子接班人連累，他的開皇之治存在感較低，但就其成就而言，這一期間在整個封建史上擠得進前三：
楊堅是一位新秩序的建立者，人才選拔體系上，他廢除九品中正制，設立分科考試製度，即後世科舉制的雛形；
在官僚制度上，採用五省六曹制，後改稱五省六部制，在唐朝時發揚光大；
他勵精圖治、崇尚節儉，與民休息、發展生產，善待百姓、積極賑災，在位期間創造了人口翻番的奇蹟；
對社會各個領域進行一系列改革，削弱地方豪強勢力、加強中央集權；
兵不血刃統一南陳，結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剛柔並濟毀掉突厥，被尊稱為“聖人可汗”。
……
史學界用政治穩固、社會安定、軍勢強盛、百姓富足、文化繁榮等美好詞彙來形容楊堅在位的20餘年。而對於他篡奪權位一事，幾乎無人提及。這正是我們務實史觀的鮮活體現。
而司馬氏家族的開國者（司馬懿，司馬師，司馬炎等），本來也有機會與趙匡胤並駕齊驅，甚至有機會夠著楊堅的腳底板。
好的開頭、壞的結局，做賊心虛下的惡政必出惡果
他們滅蜀吞吳，徹底結束了東漢以來的軍閥割據局面，客觀上對中原文明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他們一改曹魏期間的嚴刑峻法體系，對待地主階級極度寬容，並且善待士大夫，以清談屆的名聲來選取官員，身為士大夫輿論領袖的“竹林七賢”，大多在朝廷身居要職；對於土地兼併放任自流，任由權貴們攀比富貴……
在上文所提及的三項標準中，司馬氏完美踐行了第一條、部分吻合第三條。按理說，他們怎麼著也能像宋朝那樣，被後世文人代代傳唱為“黃金時代”吧？況且當時的晉朝還掌握了強大的軍事實力，對周邊政權保持著強勢的壓制能力。
但最終晉朝淪為封建史上的笑柄，自然有天災不斷、百姓流離失所的因素，但最核心的原因，無疑是內部的“八王之亂”，它不僅削弱了中央王朝對地方少數民族僱傭軍的掌控力，更使王朝的執行機制徹底被毀，完全喪失了維持體系運轉、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還讓社會各階層失去了對司馬氏的信心，墜入了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惡性迴圈。
而造成這一權力爭奪戰的罪魁禍首，正出於司馬氏的“做賊心虛”。
公元265年，司馬炎逼迫魏帝禪讓之後，乾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諸侯，家族中幾乎所有的男丁都被封王。而他的目的，史書中記載的明明白白：
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招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
也就是說，在司馬氏一步步奪權的過程中，由於沒有分封掌握實權的諸侯王、缺少了地方藩王的保護，導致曹魏的軍政大權順利落入司馬家族之手。司馬炎吸取了這個教訓，不僅大封諸侯，而且給予了這些藩王任用轄區內官員、絕對掌控軍隊的權利，幾乎等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
但這種政策會帶來什麼結果，數百年前的秦始皇早已看透：
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立足於加強中央集權，秦、漢兩朝辛辛苦苦建立、推行了郡縣制；如今，就這麼被司馬氏毀於一旦。這種開倒車的行為，造成的惡果最終卻讓老百姓承擔；淪為歷史罪人的司馬氏，則麻溜的跑向江南，繼續他們與世家門閥共天下的美夢。
衡量一個王朝是否值得後人銘記的指標，向來是能否國富民強，能否抵禦外敵，能否讓百姓安居樂業。兩晉的文化繁榮，掩蓋不了其成為封建王朝之恥的事實；文人的讚歌，改變不了在近三百年血腥戰亂中悲慘活著、痛苦死去百姓的命運。這才是相對合理的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