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中的王進與史進出現在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王進本為北宋八十萬禁軍教頭，因為殿帥府太尉高俅為幫閒時曾被其父王升一棒打翻，發跡後特意尋仇，王進無奈和寡母逃離汴梁，途經史家村，收史進為徒。其後王進往延安府投軍，再無訊息。史進與少華山草寇交好之事被人揭發，為保結義兄弟，燒燬莊園往關西投奔王進，後為梁山好漢相救，隨之到梁山泊落草。
《儒林外史》中的周進出現在第二回“王孝廉村學識同科，周蒙師暮年登上第”，由於小說第一回形同楔子，周進也可謂是儒士形象的首席出場者，他皓首窮經，沉迷於制藝而難以自拔，但六十多歲未曾中榜，只能以坐館為生，飽受嘲弄冷落，後到省城做生意，路經貢院，悲從中來，一頭撞在號板上不省人事，幸有同行客人救醒，並襄助為他捐了監生，才得中進士。周進自知考學不易，提拔了和自己同樣貧困潦倒、年老志頹的范進，兩人遂結師徒之誼。
《水滸傳》與《儒林外史》將兩位名字相同的師徒置於文字之開端頗有深意。“進”字在《說文解字》中被解釋為“登”，有前進、進仕之意。
《禮記·王制》曰：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注曰：
“進士，可進而受爵祿也。”
“進士”不僅承載著優秀士子的名聲，也承擔著國家社稷、百姓興亡的重任，所以“進亦憂，退亦憂”。但《水滸傳》開篇正是佞臣當權、王道傾頹之時，《儒林外史》開篇則是被八股崇拜、名教盡毀的陰雲所籠覃，都是破而立的最佳時機，皆需要有識之士更“進”一步。宋代重文輕武，武將地位低下，清代思想管控嚴酷，文士更是舉步維艱，此種境況下，武不能安邦，文難以治生。
兩部作品反映的都是下層社會人士的悲苦遭際，前者寫武人在惡勢力欺壓下的不得已犯禁，後者寫八股文人的種種荒唐行徑，描武畫文中卻都暗含著對現實社會的嚴重不滿，兩書作者迫切希望這種不公、黑暗、潰爛且畸形的社會有所改觀，故而在開篇凸顯王進之危機與周進之窘迫。
古漢語中，“進“亦含推薦之音，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日：“忌進孫子於成王，”“四進”是封建社會中兼具代表性和極致性的人物形象，從而成為兩書作者開篇描寫的重點。
所謂代表性，是他們代表了兩書後文造的一系列人物群像，具有這個群體的主要特徵。
所謂極致性，是他們有在健康社會環境下最不合理的人生經歷，而在形的社會中他們的行為卻被合理化了。
《水滸傳》對王進的人物塑造和遠遁避禍的結局描寫與《儒林外史》中王冕的經歷有異曲同工之妙，恰恰體現了“龍非無尾，一使人見，則失其神矣”的真意。
兩書作者以統括全書的理想型人物開篇，王進被高俅報復，如若不走，將會被置於死地；王冕為名聲所累，不想同危素，知縣等人沆瀣一氣，其人“潔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但朝廷為好臣賊子所把控，也們只能選擇遊離於官體制之外，正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王進前往延安府投軍自此消失蹤跡，王冕隱於會植山，再也不與官家有所來往，他們是逃脫社會傾軋，運離利糾紛的理想隱士代表。《水滸傳》給梁山好漢設定的最好去處就是遠遁避禍，如李俊與“太湖四傑”海外立國，燕青隱跡埋名，只有離開風雲詭譎的朝堂才得以善終。
周進與范進更可謂是代表性和極致性的體現，他們是與王冕品行才華相悖的庸人，雖不是作者推崇的真名士，卻也不是市儈庸俗的假儒士或浮躁矇昧的偽名士，師徒二人只是將個人的全部追求都納入到封建社會推崇的科舉考試之中，人生模式和學習格局已經定型，喪失了正常思考的能力，最終被逼入瘋癲的境遇。
周進讀書幾十年，科舉不第，又總是被人嘲笑連秀才也不得中，就算是吃齋這件事也被拿出來打趣：
“呆，秀才，吃長齋，鬍鬚滿腮，經書不揭開，紙筆自己安排，明年不請我自來”。
周進為人怯弱，被人羞辱不敢反駁一句，又不識他人臉色，拙於變通，被人辭退之後日漸艱難，人生大半不如意在他參觀貢院時湧上心頭，他才一頭撞在畢生求而不得的號板上。范進更因中舉後發狂成為腐儒的代名詞。
古漢語中，“進”又有進言、進諫之意，如《戰國策·鄒忌諷齊王納諫》曰：“時時而間進。”“四進”的人物設定又是兩書作者對統治者的進言。如寫王進，意欲凸顯“劣幣驅逐良幣”之思，高俅懷挾舊仇，偏生是王進的頂頭上司，王進敢怒不敢言，去延安府投軍正顯示了有冤無處申的無奈。高俅是宋徽宗為端王時的親隨，慣會奉承，只因“踢得兩腳好氣毬”而發跡，加之為潛邸舊人，無德無能卻受到徽宗器重，官運亨通坐到殿帥府太尉的位置，地位難以撼動，及至宋江、盧俊義為他所害，也不過得一句“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的責罵，連官都未降一級，可見榮寵深厚。王進作為八十萬禁軍教頭亦被他視為蟲蟻草芥般，更逞論普通百姓。
再如寫周進，乃凸顯八股取士制度對人性之戕害。周進一進貢院，
“只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眾人心裡都悽慘起來……他那裡肯起來，哭了一陣，又是一陣，直哭到口裡吐出鮮血來”。
這種追求“仕進”的狂熱風氣讓眾多士子在八股濁流中漂泊掙扎，他們的精神世界也愈發貧瘠扭曲，天性與熱情被幾十年的日夜苦讀所壓抑，善良與靈性被八股文論所禁錮。
可以說，“四進”的幻滅結局是兩書作者無法扭轉現實的悲憫之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