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逆北
白蓮教在中國歷史上是個鬼魅般的存在。
它似乎從未在哪個朝代走入舞臺的中心，可在中國曆朝歷代的黑暗角落中，又總能看到它們的身影。哪裡有陽光照不到的地方，哪裡就有白蓮教。
它也讓清朝朝野上下真正體會到了李誠儒所說的“如鯁在喉，如芒刺背，如坐針氈”。
01 陰魂不散白蓮教
嘉慶元年，1796年，湖廣總督畢沅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煩。
這一年，在湖北、四川與陝西，幾乎同時出現了白蓮教徒組織的起義，這些起義規模不大，但是種種情報表明，白蓮教眾率先起事的區域，就位於湖北荊州的枝江和宜都一帶。
白蓮教供養的是阿彌陀佛，勸人唸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後到西方淨土白蓮池上，過快活日子。這團體創始於五世紀初年，到十二世紀前期，又加進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蔥乳、不殺、不飲酒，衍變成白蓮教。
▲《黃飛鴻》劇照
白蓮教有自己尊崇的神明，如彌勒佛與無生老母等。彌勒教認為現實世界充滿枷鎖，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只等“彌勒佛”降世，就會有一個更好的世界來到。聽從“彌勒佛”的號召，苦難教眾聯合起來打破枷鎖，就能迎來一個新世界。
對於掙扎於生死線上的多數人來講，現實越是困難，天國就越有吸引力，信仰越是堅定，打破現世秩序的決心就越是強烈。外人看來烏托邦式的許願，卻實實在在能凝聚起建設烏托邦的激情。
在元末明初時期，白蓮教一度成為底層人推翻元朝統治的精神武器。
朱元璋就是靠著宗教起家，坐穩江山後對於宗教的打壓自然得心應手。孝子賢孫們雖然愛折騰，但白蓮教在明朝一直被管得服服貼貼。
清朝中後期，這樣一種被統治者斥為“邪教”的宗教組織，突然再度活躍起來。
關於白蓮教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有很多種，例如外來移民湧入所帶來的人地矛盾與貧富差距的激化，破產小農和手工業者大量產生，他們無依無靠，既不被鄉里士紳所接納，又受到官府的冷落，於是，他們轉而集結在白蓮教的精神旗幟下，透過入教抱團取暖，來求得暫時的溫飽。
這樣一種現象，在湖北（鄂）、河南（豫）、四川（川）和陝西的（陝）交界地帶表現得最為顯著。這裡多山地，地勢崎嶇，耕地資源相對匱乏，歷來是反政府武裝活躍的溫床。
白蓮教在社會問題的刺激下，逐漸發展壯大起來，而當時的京師朝廷對此仍然缺乏瞭解，不僅如此，就連身在兩湖的總督畢沅，也是一籌莫展。
02畢沅的煩惱
白蓮教的對手畢沅遠非等閒之輩。
乾隆朝官場的風氣還是滿人壓制漢人，能混到督撫一級漢族官員，絕對是要憑藉碾壓眾人的實力出圈，而畢沅的經歷確實太過優秀，想壓都壓不住。
乾隆二十五年，剛剛三十歲的畢沅就在科舉中一舉奪魁，成為乾隆皇帝欽點的狀元。帶著天子門生的光環，畢沅早早被下放到地方官場歷練，短短十餘年的時間，就晉升為陝西巡撫，成為封疆大吏。
作為乾隆眼中的紅人，乾隆也給了畢沅充分的機會。乾隆發重兵攻打大小金川的時候，畢沅便擔當大任，負責督運後勤糧草，及時供給前方作戰部隊，有效保障了這場平叛戰爭的勝利。
畢沅在陝西和河南擔任巡撫的時候，得益於他深厚的地理學造詣，他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證明他能做一個盛世的太平官。至於文教就更不在話下，作為學林領袖的畢沅，辛勤筆耕，著作等身，編纂《續資治通鑑》、《史籍考》、《墨子集註》等鉅著。
▲《黃飛鴻》劇照
但是，不幸的是，湖廣地區白蓮教發動的不間斷的武裝鬥爭，已經驚動了朝廷。嘉慶帝與退居二線的太上皇乾隆皇帝同時向畢沅施壓，身為湖廣總督的畢沅，不能每天總想著舞文弄墨、著書立說，要求他及時消滅白蓮教的武裝，把叛亂扼殺於萌芽狀態。
畢沅得到命令的時候，他已經是六十六的高齡了。此時的他，風燭殘年，只想趕緊辦完這件事，然後交出職權，保住晚節。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白蓮教叛軍一會兒在當陽，一會兒到襄陽，一會兒又在辰州冒頭，按下葫蘆浮起瓢，老人家追著叛軍到處跑，十分辛苦。
畢沅本想盡快把朝廷搪塞過去，可是朝廷不買賬，堅持要他消滅所有叛軍。無奈，畢沅只得硬著頭皮，繼續調兵遣將，結果，嘉慶二年，因勞累過度，畢沅四肢麻痺，病發身亡，倒在了自己的總督位子上。
03叛軍繼續壯大的原因
問題遠沒有結束，畢沅死後不到兩年的時間，白蓮教眾果然捲土重來，以姚之富、王聰兒為首的一支白蓮教主力，自從在襄陽起事後，四處攻打劫掠防禦薄弱的城鎮要隘，而地方上的駐防清軍力量分散，始終無法以優勢兵力殲滅叛軍。
白蓮教組織下的起義軍，在山地之中，和清軍玩起了捉迷藏，他們忽東忽西，一會進入湖北，一會又跑到四川，等到清軍集結起來後，他們又竄入陝西。各省的清朝官員只想著把叛軍趕出自己的轄區了事，卻沒有想到，自己潛意識中奉行的“地方本位主義”，正導致白蓮教越剿越強。
帝制時代的中國本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度，從秦始皇時候開始，統治者就設想地方圍繞著中央轉，地方上的一切，都應該優先服從於中央的需要。
可是，事實恰好與此相反，地方官員對於中央的命令表面上惟命是從，但放到實際行動中，卻僅滿足於料理好自己的一攤子。如果不是中央親自派員下來檢查工作，他們恐怕會繼續將陰奉陽違的狀態保持下去。
清中後期的官場生態，同樣不會例外。由於地方官員這樣一種保守的心理，波及川陝鄂數省的白蓮教，已經開始向河南和甘肅等地區蔓延開去，清廷已經無法繼續淡定了。從山西和關外出發的援軍，陸續向湖北、四川一帶集結，試圖尋找白蓮教起義軍並將其消滅。
當然，導致白蓮教勢大難治的原因，除了各省官員不能超越本省利益之外，清廷對地方軍事控制之虛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們都知道，組成清朝軍事力量的主體，是八旗和綠營。
根據茅海建先生的研究，鴉片戰爭前夕的八旗兵有20萬左右，其中一半駐紮在京師，另一半則分駐地方要隘，因其人數相對較少，所以僅能起保護旗民財產，監視綠營兵的作用，簡單來說，八旗存在的政治意義，要大過軍事意義。
▲綠營兵
綠營則不同了，綠營的數量，要在八旗總額的三到四倍，在60萬以上。
不過，別看他的數量遠超出八旗，在地方控制層面，綠營兵也遠不敷為用。據茅海建先生的研究，綠營以下基本都要分“汛塘哨卡”，營以下部隊不是集中駐紮，而是分佈於市鎮要衝，這裡擺幾個將，那邊放十個兵。其中一地駐紮最多的，也只有兩百人左右。
注意，這還是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三十年之後。
這樣一種佈防安排，對付小股土匪都稍顯吃力，更不用說他們面對的是充滿宗教熱情，且組織縝密的白蓮教叛軍了。白蓮教眾利用清軍主力分散的這一弱點，每每集中兵力攻其一處，多能得手。
因此，白蓮教起義，直接暴露了清廷對於地方控制的虛弱無力。而也正是由於清廷正規軍難以獨擋叛軍，才又有了地方士紳組織的團練武裝。
以湖北隨州為例，地方自衛力量構築壁壘，訓練鄉民中精壯者，在白蓮教叛軍靠近時實施堅壁清野，拖住敵軍，好等來官府的援兵。
團練武裝的興起，暫時彌補了清廷在地方控制中的弱點，但是，與地方官員的問題一樣，這些團練因數量有限、鄉土觀念極重，所以在趕走白蓮教叛軍後，多選擇迴歸原先的務農生活，而不是遠離鄉土，追擊白蓮教的主力。
因此，相比於暮氣極重、戰力退步的綠營兵，團練武裝雖然戰鬥意志較強，但其真正成為消滅帝國叛軍的主力，還得等到江忠源創立楚勇，曾國藩建立湘軍。
▲駐防在運河沿線的八旗軍與綠營兵
04嘉慶主政後的措置與結局
當然了，地方鄉紳自發組織或在官府授意下建立的準軍事力量，畢竟讓白蓮教起義軍無法再像以往那樣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的補給開始出現困難，活動空間也在縮小。恰在這時，乾隆帝的病逝，也讓嘉慶徹底擺脫了被太上皇干預的尷尬境地。
在清除了前任皇帝的寵臣和珅後，嘉慶把重心逐漸放在了對西南地區白蓮教的清剿上，對前任湖廣總督畢沅的身後清算，便發生於這一背景之下。
只不過，嘉慶帝一開始還是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他認為造成白蓮教眾“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主要原因是個別地方大員的懈怠，可平叛戰爭拖長了，他才緩慢地意識到，真正原因可能是清廷過去在地方控制上的失序與無力所積累下的重疾。
終於，到了1805年，波及川楚等五省的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下去，清廷似能喘口氣了。
本來，嘉慶皇帝上臺後扳倒和珅，似乎朝野為之振奮。但嘉慶皇帝的龍座還未坐穩，就疲於應付白蓮教起義，折騰數年，不僅讓人看出來康乾盛世內部的腐朽，更讓人對於康乾盛世的繼承者嘉慶本人略感失望。
作為一國之君，嘉慶皇帝可能意識到了白蓮教叛亂所揭示的帝國統治深層次問題，但是，由平定叛亂所帶來的支出兩億多兩白銀的財政重負，讓其權衡之後，選擇了將問題暫時束之高閣。
結果，大清再一次為自己迴避社會痼疾的決定付出了代價，白蓮教眾的起義被鎮壓後僅僅十年的功夫，天理教又在中原地區活躍起來，這一次，叛軍不但繼續像以往攻打府縣，還把火燒到了紫禁城內。
白蓮教起義所暴露的清朝地方統治上的缺陷，並沒有因為白蓮教眾的失敗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了。
這個問題，還將繼續折磨著已經日落西山的帝國，直到19世紀50年代，迎來他的巔峰——太平天國。
參考文獻：
1。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
2。唐文基、羅慶泗《乾隆傳》，人民出版社；
3。（美）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荷）田海《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商務印書館；
5。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