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關羽在樊城城外憑藉水戰擊敗曹魏于禁和龐德兩員大將及所屬部隊，《三國志·于禁傳》中記載：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迴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

這一戰結束沒多久，關羽就在東吳軍隊的進攻下兵敗身亡，于禁落到了東吳孫權手上，公元221年，孫權把于禁送還給了曹魏。

當時，曹魏的掌權者已經變成了魏文帝曹丕，他見到于禁後，先是安慰，然後在於禁去拜祭曹操時，卻將“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的畫像提前掛到了曹操的墓前。

於是，看見畫像的于禁“慚恚（怨恨、憤怒之意）發病薨”。

北宋司馬光後來在其所修纂的《資治通鑑》中講述這一段歷史時，對曹丕的行為很不以為然，他說：

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司馬光認為曹丕不該用羞辱的方式對待于禁，如果有罪，應該給他個痛快。

司馬光的觀點對不對？站在儒家道德觀，以及臣子的角度上來看，或許是對的。

但從君王和政治、以及曹魏當時的軍事制度的角度上來看，又未必是對。

為什麼這麼說？下面略作分析。

一：于禁率部投降關羽，無必死之罪，且情有可原

曹丕在看到歸國的于禁時，為何不能直接用律法處死這位給曹魏政權帶來莫大恥辱的敗軍之將？

一軍之統帥，率領近三萬軍隊向敵國投降，無論怎麼看，都應該是死罪。

但于禁投降時的情況卻有所不同。

于禁雖敗，而且是慘敗，甚至因他之敗，嚇得曹操差點要遷都，但從軍事角度以及於禁所具備的權責上來說，情有可原。

于禁當時確實沒法死扛。

雖然關羽水淹七軍時戰況的具體描述在史書上沒有多少記載，可從有限的敘述中，也能看出于禁的困境。

《三國志》中寫“無所迴避……遂降”，《資治通鑑》中寫“禁等窮迫，遂降”。

于禁和麾下的三萬兵馬，除大水突發時淹死小部分外，其餘的，全部被困在幾塊小高地上。

魏軍不但被切割開來，無法再繼續統一指揮，且缺衣少糧。

最重要的是，當時四周全是水，就算魏軍有餘力死戰，一幫北方旱鴨子在水中，又能有多少戰鬥力？

這可不比正常天氣時被包圍在平地或山谷等地形中，哪怕地勢險要一些，肯拼命的話，突圍的可能性雖小，但還是有。

戰鬥力在三國中首屈一指的魏軍在水中是毫無辦法的，死戰的想法只能是讓士兵去送死，卻未必能戰。

于禁被關羽包圍時，近在咫尺的曹仁都沒有從樊城出兵救援，出來也是送死。

曹仁和于禁身經百戰，都不是傻子，史書上的簡短敘述也說清楚了于禁當時是逃無可逃，戰無可戰。

因此，連拼命的機會都沒有的于禁只能選擇投降，以避免無謂的傷亡。

要說于禁是因為怕死而投降，我是不信的，他的主帥地位是殺出來的，不是拍馬屁拍出來的。

司馬懿在於禁兵敗後，勸說曹操不要遷都時，也說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

可見，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看得清楚，于禁的敗不是軍事指揮上的失敗，是天災。

于禁所部選擇的駐紮地還是曹仁選的，如果從軍事指揮上追責，責任應該是曹仁的。

而且，于禁身上是揹著“假節鉞”（建安二十一年遷左將軍，假節鉞）之權的，當戰無可戰時，以這個權力授予的職責投降，也說得過去。

所以，水淹七軍時的于禁不是不肯戰，是沒法戰，他也有權選擇投降，曹丕無法以律法處死於禁。

二：于禁兵敗，軍事指揮上的責任小，但後遺症太大

于禁被孫權放歸後，曹丕之所以羞辱並逼迫他，也是站在君王的角度、以及他率部投降對政治、軍隊的影響上來選擇的。

于禁投降關羽前的地位很高，幾乎算是曹魏軍中外姓將領第一人，深受曹操信任，他都向敵國投降，對曹魏政權的打擊是不言而喻的。

且於禁讓近三萬軍士放下武器投降，對曹魏的軍規衝擊很大。

三國時的曹魏採用的是“世兵制”，和後人更熟悉的明朝時的“軍戶制”差不多，其中的規矩也相當嚴格，主要有：

男丁終身為兵，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不準更改。

士家身份低於平民，婚配只能限於軍戶，不準與平民通婚。

士逃亡，家屬要受嚴酷的懲罰。

最主要的就是最後一條，連逃亡都不允許，更不要說在戰場上向敵方投降了。

軍士在戰場上主動投降的結果只能有一個，在後方的全家被處死，即使不處死，最少也會貶為奴隸，世代無法翻身。

也因此，曹魏士兵的戰鬥力很強，上了戰場就只能拼命。

整個三國亂世期間，曹魏軍隊別說整體了，個別士兵在戰場上投降的行為都少之又少，除非事先有準備，全家一起投降。

這也是水淹七軍一戰時，龐德寧死都不願意投降的原因，他本就是降將，再投降一次的話，會害死在後方的全家。

龐德寧死不屈，換來的是曹操馬上封他的兩個兒子為列侯，曹丕上位後，更是直接給他的四個兒子都封關內侯。

用自己的死，換全家富貴，龐德死得不虧，他心裡清楚的很。

三國時期，大部分人的選擇都跟龐德差不多，比如徐庶因母拋棄劉備。

不顧家小的人是極少數，比如劉備和馬超。

于禁下令近三萬魏軍放下武器投降，不但打破了曹魏軍士必須死戰到底的慣例，且開了主將命令軍隊整體投降的先例。

因為是主將下令投降，無法以軍規處置軍士和其家屬，出現了投降無罪的範例。

那麼，未來有沒有可能，軍士和下級軍官在戰事不利時，由於怕死，隱晦逼迫或勸說主將下令投降的事情發生？

要杜絕這類情況出現，防止有將領主動或被動學習於禁，保證曹魏軍隊在戰場上的戰鬥力和意志，就不能輕鬆放過於禁，即使他當時選擇投降未必錯。

總結，建安二十四年水淹七軍一戰時，于禁在無法死戰的情況下，選擇全軍投降，是符合實際困境的。

曹操和曹丕雖然對此感到憤怒和遺憾，也只能忍著，既不能對於禁的家人下手，也不能用軍法處置他。

但于禁率全軍投降的後遺症又太強，不處理他，容易引發一系列嚴重的後果。

因此，曹丕採取了羞辱的方式，目的顯而易見，就是讓于禁自覺的去死。

于禁拜祭曹操後，即使不因羞愧病死，未來，曹丕也會不斷的想辦法逼迫他去死。

這是曹丕必須的選擇，就和水淹七軍時，于禁選擇投降關羽一樣，即使是無奈也要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