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前，的確可以阻止。
你類比一下北宋就可以了。如果安祿山只是一介文官，那麼他大機率不會折騰出舉國內戰。但是，還要看這個文官有沒有質變成武將、質變成權臣。即便是文官，捏著那麼大的權力、處於那麼急的形勢，也可能成為喊來雪崩的人。
安史之亂以後，什麼文官、武將，就都無所謂了。
因為藩鎮問題就不是文官掌軍還是武將掌軍的問題。節度使只要管得住兵，那就有能力對抗朝廷。至於節度使是文官還是武將，或者是宗室，都已經不重要了。
那麼，安史之亂是因為武將掌兵造成的嗎？這麼說，還是過於簡單化了。
節度使逐漸質變的發展邏輯，可以這樣概括：節度使本來就不是給職業軍人設定的；後來因為朝堂鬥爭，卻逐漸落到了職業軍人手中，主要是胡人將領。
節度使對抗朝廷的發生邏輯，可以這樣概括：朝廷內部搞鬥爭，然後波及到了節度使；廟堂的權力遊戲，變成了舉國內戰；內戰之後，朝廷威信掃地，自然無法控制節度使了。
這兩個內在邏輯，都跟武將掌軍還是文官掌軍，沒啥關係。
玄宗朝的大唐已經達到盛世巔峰。但，這時候的大唐帝國卻也四面樹敵了。
在東北，是契丹人；在正北，是突厥人；在西北，是吐蕃人；在西南，是南詔人。而在更遠的西域，則面臨來自西突厥和吐蕃人的雙重打擊。
傳統帝國，有三個要命的地方，一個是朝堂、一個是民治、一個是邊地。
邊地已經四面樹敵。而唐朝的一貫邊地政策是：能打死就打死、能打服就打服，逼不得已才會嫁女兒。所以，主要就是打。而既然是打，那就得武將掌軍。
為什麼唐朝的節度使最後都變成了武將呢？武將還無所謂，重要的是都變成了胡人武將。
文官和武將，本來就沒啥區別。袁崇煥進士出身，這是標準的文官。但，他在遼東呆了五年之後，文官也變成武將了。文官和武將，只是分工不同。在朝時間久了，自然就是文官；在軍時間久了，自然就是武將。而武將也絕不是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猛張飛的角色，而是要靠腦子的。甚至，笨一點兒也可以用，主要是忠誠。朝廷信任才能鎮撫一方、當武將。
所以，是文官還是武將，都無所謂。而且，最初的節度使，大多是文官或宗室。因為權力太大，所以要用信得過的人。但是，只要節度使當久了，就一定會變成武將。武將實際就是一個標籤，方便認識罷了。
唐朝的邊地形勢，非常緊張，幾乎年年都要把軍隊拉出去打幾仗。而且，往往還要多個節度使防區協同作戰。公元742年，安祿山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公元744年，安祿山又接替裴寬出任范陽節度使。
這就不是武將掌軍的問題，而是武將掌了大軍。到這個時候，你已經不能用武將來定位節度使了。他們完全可以被定義為權臣或國中諸侯。捏著帝國五分之一的軍隊以及大量的地盤，還怎麼可能是單純的武將。
你讓安祿山當一個節度使就不行嗎？答案是不行。這兩個節度使只有捆到一起才有力量。特別是平盧軍，地方遠、士兵少、力量弱，關鍵還是從范陽軍裡分出去的。你讓它一支軍隊在東北對付室韋人、靺鞨人，就是強人所難。所以，范陽軍這個絕對主力兵團，就必須隨時支援。
安祿山後來還兼任了河東節度使，也就是身兼三個節度使。但是，這不算最牛的。最牛的是王忠嗣，身兼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四個節度使。王忠嗣是武將不假，但他可是在宮裡長大的，長期跟太子混在一起的人。所以，王忠嗣得算半個大唐宗室。
但後來，肯定不能這麼搞了。這種級別的節度使要是造反了，朝廷根本就控制不住。於是，天寶年間的十個節度使（含一個嶺南五府經略使），就搞了兩兩組合，對著東北的范陽和平盧，算是一對兒；對著吐蕃的河西和隴右，算是一對兒；鎮守西域的安西和北庭，算是一對兒；拱衛京師的朔方、河東，算是一對兒。至於劍南節度使，主要就是奔著雲南的南詔去的。而至於嶺南的五府經略使，還不夠節度使的級別。
既然要朝廷信任，那用文官咋就不行了？
文官派出去當節度使，當久了再給調回來，這也方便。所以，文官掌軍，完全可以。而且，節度使設定之初也是這麼幹的。當時，就有所謂的出將入相一說。在廟堂混不上去了，肯定當不上宰相了，那就派出去當個節度使。節度使不行，那就當個州刺史。而在節度使的位置上幹得好了，那就召回來當個宰相。甚至，皇帝看上誰了，要把他培養成宰相了，那就先讓他當一段時間的節度使，算是賺履歷。
比如宰相張說，起步是賢良方正科的策論第一名。這就是人才啊。大唐帝國只要制度上沒出問題，就一定要把他培養成宰相。雖然官場幾經起伏，但張說終於在公元711年當上了宰相。但是，他與玄宗皇帝任命的宰相姚崇不和，於是就被貶出朝廷，當了刺史這種地方官。再後，又被皇帝看重了，接著就被派到東北當幽州都督。在公元718年到公元720年間，他當了一段時間的范陽軍節度使，後又轉任朔方節度使。最後，張說又回到長安，當了宰相。
這就是文官掌軍了。你讓張說這種人當節度使，他怎麼也不可能成為安祿山。簡單說，就是不會造反。但是，張說這種人畢竟是少數。自古以來，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的，又有幾個？安不了邦也無所謂，慫一點兒、少打仗，還能省錢。所以，還是用文官比較踏實。
但關鍵是，張說當節度使的時間太短。時間長了，這種文官也肯定會變成武將，甚至權臣。如果能讓節度使流起來，那麼也可以杜絕造反難制的情況。這個沒問題。後來的宋朝就是這麼幹的。宋朝很少由純正的武將掌兵。建國穩定以後，邊地的實權派主要是從朝廷派出去的文官。而且，還經常調動，就不可能讓你在軍中呆久了。
但是，唐朝為什麼就不再這麼玩了呢？
傳統帝國三個要命的地方，再重複一遍：一個是朝堂、一個是民治、一個是邊地。邊地和民治怎麼發展，直接取決於朝堂。這時候，朝堂出問題了。而根子卻在民治，具體是財政出現了困難。於是，在朝堂上形成了兩撥人，一撥人主張開源，主張去民間找錢花，也就是所謂的聚斂集團；一夥人主張節流，主張政府少花錢，也就是所謂的賢相集團。
兩撥人肯定要搞政治鬥爭、玩權力遊戲。但開始還算有節制。打贏的、那就在朝堂當宰相；打輸的、那就放出去當節度使或刺史。總之，打贏的肯定會很開心，因為當了宰相嗎；而打輸的也不會太悲催，因為能體面下臺。所以，權力鬥爭就跟下棋似的，贏的有風度、輸的有氣度，大家都認賬。至於誰輸誰嬴，直接取決於皇帝。
但是，肯定會有打急眼的時候。特別是聚斂將集團把賢相集團全給幹趴下之後，這夥人有開始內鬥了。而聚斂集團的內鬥，就相當沒起色了。拳擊比賽，咱有規則，不許踢襠、打後腦勺。但聚斂集團完全不按規則出拳，不僅踢襠、打後腦勺，而且還插眼睛。到公元746年以後，當時是李林甫當宰相，權力遊戲就開始帶血了。造成的結果就是勝利者封侯拜相、落敗者死無葬身之地，人死了還不行，還得抄家。你這誰受得了。
出將入相，就是把掌握軍隊的武將給流起來。但是，你宰相也要流起來啊。宰相不動，邊地節度使就沒法入相。唐朝搞群相制，後來一般確定為兩個，一個彪悍得跟李雲龍似的、一個溫柔得跟趙剛似的。這麼搭班子，能保障班子內部不打架。但是，李林甫卻不這麼玩。我是首席宰相，然後我說啥就是啥。而跟我搭班子的宰相，就不允許發表意見，籤個名就行了。所以，後來的宰相也就差不多獨任制了。
李林甫嗜權如命，就擔心自己的相位不保。後來，幹了太多不是人的事，連太子也照揍不誤。所以，李林甫這個宰相就必須當到死，一旦活著下臺、那就肯定被整。於是，這傢伙就在人事安排上把出將入相這條路給堵死了。
不是節度使可以進京當宰相嗎？那我就任命一群不識字的職業武將來當節度使。你連字都不認識，我看你還怎麼入朝當宰相。文書行政，宰相怎麼也得認字吧？另外，大唐在玄宗朝已經發展到了漢人本位。簡單說，就是朝廷更信任中原漢族計程車大夫們。於是，李林甫就瘋狂任命胡人將領。既不識字還不是漢人，你怎麼能當宰相？
其實，胡人漢人的也不要緊。在大唐來說，這都不是事兒。因為大唐的胸襟足夠開放。如果不開放，像突騎施人哥舒翰、粟特人安祿山也不會拜為封疆大吏的節度使了。那不認字，是問題嗎？也不是啥問題。李林甫只能把這當藉口，還是擋不住。但，問題是李林甫。有他在朝中當宰相就行了，別人想也別想。宗室李適之當宰相，硬是被他整得服毒自盡。所以，像安祿山這種人，就想也別想了。
關鍵是大唐的政風被李林甫帶壞了，政治鬥爭已經白熱化。所以，朝堂鬥爭就不能輸。而為了不讓自己輸，那就什麼手段都敢用了。你什麼手段都敢用，還能組織軍隊搞內戰嗎？
組織軍隊搞內戰，也不是不可能。
李林甫整了一輩子人，等自己死了，就開始被人整了。這個人就是楊國忠。楊國忠當上宰相之後，立即就把李林甫開棺取寶、以平民禮改葬，而且還把李林甫的子孫全給收拾了一遍。這就是惡人必有惡人報。
而接下來，就是楊國忠跟安祿山，這對兒政壇雙子星對決了。而這兩個傢伙會怎麼對決呢？怎麼狠、怎麼玩，內戰也敢搞。
你看雙方的力量配置就行了。安祿山長期捏著范陽、平盧兩支野戰兵團，而且范陽軍雄冠八鎮之首。這個力量太強了。宰相楊國忠，除了一個宰相，還有一個劍南節度使，這也比不過。於是，楊國忠就把哥舒翰給拉了過來。而哥舒翰手裡則捏著河西節度使和隴右節度使，另外還有新成立的神策軍。
安祿山一看楊國忠這麼硬，於是自己還得擴充力量。而唐玄宗又好死不死地跑了出來，竟給安祿山加了一個河東節度使。後來，安祿山得寸進尺，“又請為閒廄、隴右群牧等都使”，把大唐帝國的良馬全給承包了。
看到這裡，也就清楚了。安史之亂前，就是這種情形：楊國忠一派是河西、隴右和劍南三個重兵集團，安祿山一派是范陽、平盧和河東三個重兵集團。這就是要準備打內戰的節奏。所以，權力鬥爭已經從廟堂鬥到了天下，整個長安城根本就不夠楊安二人折騰的。
後來的結果就是安史之亂爆發，大唐皇帝和帝國朝廷再也控制不住節度使了。再往後，就跟文官和武將統統沒關係了。只要能當上節度使，那就是土皇帝，不僅自己能當，而且自己的子孫也能當。而只要當了節度使，那對抗朝廷就是小意思。
所以，是不是文官掌軍，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唐的權力設計和歷史演化，已經為節度使蓄積了足夠的能量，也為自己挖了一個足夠深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