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發現，使得商朝的歷史價值非常重大

人類社會發展進入到國家政權階段，其實已經有了基本的發展形態和特徵，同時也具備了國家政權，應該具備的基礎性表現。

比如都城、文字以及宮殿，這是國家出現標誌的三大要素，當然如果國家進入到更加高階的階段，也會出現城市群體和城市經濟。

都城的出現實際上標誌著，作為國家的武力統治集團出現，這裡匯聚了國家的統治團體，以及負責整個國家有效執行的政治結構和官僚群體。

從現在學者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相關觀點來看，夏朝作為中國進入國家政權的第一個王朝基本無疑，所存在爭議的地方就是，關於夏朝的文字資料尚且沒有發現，這使得夏朝並沒有根據真正國家出現的三大標誌上取得公認。

但是透過考古發掘來看，有關夏朝時期的宮殿、都城以及相關的玉器等等，都是足可以證明夏朝時期已經出現統治集團，同時與之相適應的祭祀體系也已經出現。

這也標誌著夏朝時期的社會階級分化，以及貧富分化已經非常明顯，因此將夏朝作為中國進入國家時代的第一個王朝，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而與夏朝稍早或者同時段的龍山文化，則基本上能夠體現出夏朝時期的文明特點，雖然完善的政治統治體制，尚未完全確立，但是卻已經存在了掌握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利的兩大政治體系，這成為商朝和周朝時期統治模式的雛形。

時間來到商朝，甲骨文的發現，證明商朝已經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與此同時甲骨文中所包含的，大量歷史事實和現象，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立體且準確的商朝形象。

因為甲骨文中關於祭祀、征戰等事件的記載，使得商朝在中國國家文明誕生之後，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和歷史見證者、創造者。

借鑑夏、商兩朝的亡國經驗，周朝國祚綿延800年

進入到國家文明階段之後，隨著武力統治機器的完善和發展，特別是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革命，不斷改變著國家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由此導致了上層建築的一系列變化。

這使得國家政權，一代接著一代不斷繁衍生息，中華文明也在綿延數千年的，國家政權更替的過程中生生不息，不間斷地延續著。

《史記》載：“人君之暴虐酷急，乃常寒應。寒生於北方，乃殺氣也。武王伐於紂，吹律亦從春至冬，殺氣相併，律皆應之。故洪範咎徵雲：急常寒若，是也。”

夏商周三代的國祚其實還算是比較接近的，但是這種接近的時間基本上相當於，封建時期一個強大王朝的國祚。夏朝國祚470年左右，商朝國祚超過了550年，而周朝的國祚居然能夠達到將近800年。

這充分說明，夏商周雖然都屬於奴隸制國家，但是不論是社會發展，還是政治統治方面，周朝時期所出現的變化，都要比夏朝和商朝時期明顯，而這種變化很有可能就是，周朝國祚如此之長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奴隸制國家時期的，歷史繼承性和歷史借鑑關係，夏朝的滅亡必然會為商朝的建立者，提供一定的統治經驗和教訓，而商朝紂王的亡國，又必然會為周朝的建立者，提供重要的統治經驗。

因此，周朝的國祚之長很大方面，也是因為借鑑了前朝的統治經驗而實現的，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從周朝的各方面制度，去探討其為何能夠享年八百載。

健全制度的推行，幫助周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長壽的政權

在國家文明階段，中國古代文明同樣也經歷了，奴隸制國家（夏商周）、封建制國家兩大重要階段。

在這兩大階段的國家政權中，毫無疑問周朝的國祚是最為持久的，因為其享年八百載的壯舉，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完全奠定了其成為中國國家文明政權發展史上，第一長命的王朝政權地位，一般來說，奴隸制時期的社會階級矛盾尚不突出，生產力發展比較緩慢，因此導致王朝更替的頻率自然也就低些。

不過周朝真正能夠實現國祚長遠的原因，還是因為其推行比較穩定、全面且有效的統治制度，這對於周朝來說至關重要。

西周肇建之初就吸取了商朝滅亡的歷史教訓，並且在前面幾位有所作為的國王率領下，相繼採取了分封制、宗法制以及禮樂制，這使得周朝的各方面制度都更加完善，由此為周朝帶來的是統治局面的穩定，國祚的長遠。

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是，周朝享年八百載的歷史經驗，是明顯為後世王朝奠定了一個重要基礎和成功經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