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紀第二  夏本紀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這一段記載其實非常真實而且體現人性。

如今流傳的大部分版本都是“禹三過家門而不入”，體現的是禹恪盡職守、舍親取義；

然而仔細想想，這一說法根本不能成立：

即便是有責任在身，路過家門時回家看看也根本不會影響履行職責；

而作為一個丈夫和父親，十三年不看顧家庭也實在是過於不稱職了。

那麼實際情況應當是如何呢？

我們都知道，禹的父親鯀就是因為治水沒有成功而被放逐處死的；

然而鯀的治水方法，也就是透過建築堤壩來攔水；

這其實並不是什麼徹底的錯誤，而是從古沿用至今的最普遍方法。

而更值得考慮的一點是：

為什麼舜明明親自誅殺了鯀，反而要故意任命他的兒子來進行這同一項工作呢？

這明明是殺父之仇，而且還是導致父親死亡的職務，為什麼舜還要讓禹來做呢？

這顯然不可能是舜的疏忽，那麼實際原因是什麼呢？

《史記》所暗示的真相其實是，之所以舜認為禹能夠勝任職責，其實是因為禹已有了前車之鑑；

父親鯀僅是因為治水不成就被誅殺，甚至實際原因可能根本不是治水有過而是政治原因；

所以禹必須保證自己完全不落人話柄——

不僅僅是要治水成功，而且整個任職過程都必須無可指摘；

這是出於政治角度的謹慎考量。

因此，禹過家門不入，其實際原因並不出於恪盡職守或者愛崗敬業，而是明哲保身的政治策略；

或許也正是因為禹所擁有的這種政治智慧，他才能治水大成，並最終接受禪位成帝。

本紀第三  殷本紀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這一段同樣是商湯作為君主，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

四面都張開羅網，固然能夠捕獲一切禽獸；

然而這並不是至高的境界，至高之境是讓禽獸自投羅網——

網開三面，飛禽鳥獸慾左則左，欲右則右；

無需強制和命令，只有自願如此的才進入我的羅網。

這不是德行遍及禽獸，而是一種政治表現；

湯的這一段言行並不是針對野外圍捕，而是在暗示天下諸侯：

我商湯不會強加命令，更不會張網四面、恢恢不漏；

各位諸侯儘可以自行其是，只有自願歸順的人再來入我麾下。

這就是商湯“致於王道”的學習成果。

另外可以對比此後唐太宗對於科舉制的感慨：“天下英雄盡入我吾彀中矣！”

確實不難看出，先皇商湯相較於後世皇帝的高遠與賢明之處。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我懷疑，孔子所咒罵的“始作俑者”，或許就與這一行徑有關。

將天神製作為人偶，一直是信仰的大忌；

不僅是《史記》中大加批判，在《聖經》中也有不能將上帝制成人偶的戒律。

根本原因在於，天神是不可有形象的抽象存在；

一旦賦予天神形體，神就失去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與力量，而變成了人類的造物與玩物。

雖然如今我們都不知道上古時期的“天神”是什麼信仰，我自己也不相信任何宗教；

但是看到這一段文字時，依然會感覺到僭越神明的言行的可怖與狂妄。

或許對於神明的敬畏與崇拜，是一切人類文明根深蒂固的集體潛意識吧。

帝紂資辨捷迅，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之能，高天下之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商紂的印象就是荒淫無度，但是很少有人追究他作為暴君背後的原因；

而這一點在《史記》給出了完美而且簡明的背景介紹。

紂天資過人，無論是膂力或是智慧，都遠超常人；

然而正是因為他的過人才幹，反而使他恃才傲物；

不僅不聽勸諫、文過飾非，而且以為全天下都在自己之下。

毀滅商朝的不是昏君，而是暴君；

不是昏庸無能，而是過高的才能與智慧。

又或許，事實真相是紂從來就不在乎商湯的王朝；

或許只是因為他真正看透了世事之無謂，才好酒淫樂以自慰空虛，以致於最終自取滅亡——

或許紂只不過是錯生在帝王之家的不幸之人。

大取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

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果然，商紂真是千年無一的暴君。

不論是酒池肉林之奇想，有命在天之慨嘆，赴火而死之終亡；

紂的一生簡直是最完美的創作題材，是最值得演繹和傳記的偉大暴君。

他一生所創造的酷罰、荒淫的謬行、殘虐以致於恐怖的暴怒——

九侯把女兒獻給紂，因為她不喜淫蕩，紂一怒之下就把父女二人都剁成肉醬；

鄂侯與紂王爭辯，言辭激烈，便被做成了肉乾；

比干死爭強諫，紂王就剖開比干的身軀，看他的心臟是否如聖人有七竅。

諸此等等，每一事件的背後都有值得思考和演繹的真相；

而且真相或許比史書的記載，還要更加血腥殘酷百倍。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這真是太令人瞠目結舌的傳奇一生了。

結語

最後要說明一些問題。

不管我如何儘可能謹慎和忠實地試圖理解這段歷史，偏差都是不可避免的；

背後的原因並不複雜，但是值得一提：

首先，司馬遷寫作《史記》時的大量資料是來自於民間傳說；

而民間流傳的歷史，自然不可能避免誇張、刪減或者訛傳；

這是民間傳聞對於真實歷史的第一重演繹。

其次，當司馬遷在收集了第一手資料之後，必然需要進行藝術加工；

如其所言：“餘並論之，擇其言尤雅者”；

這是史家對於真實歷史的第二重演繹。

最後，限於本人對《史記》和司馬遷的認知淺薄，出現理解的疏忽或偏差也很難避免；

更何況我身為作者，自然需要加入我自己的觀點和理解，而我又只能站在現代人的立場加以評點；

這是本人對於真實歷史的第三重演繹。

總而言之，歷史與演義是不可能劃清涇渭的；

真實的歷史一經發生，就永不再復現，追究真實與否其實並無意義；

《史記》的卓越之處，也決不在於真實性，而在於藝術性。

因此，我希望看到和寫下的，正是那些超越真實的歷史演義；

我希望一窺人類所編纂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所銘刻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