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以明智
，
知古以鑑今。
——
弗蘭西斯•培根
歷史可以開闊我們的眼界，激勵我們繼續往前探索，雖然學習歷史對我們的好處良多，但很多歷史的真實性還是有待考量的。畢竟古代的歷史都是由史官們記載，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當然誰是王者誰就決定了歷史。
雖然有很多史官們不併被權利驅使，但他們也有著他們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對待一些事情的記錄時，很有可能夾雜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主觀臆斷去記載事情的細節，很多比較權威的史書也很難避免這一點。
再加上很多故事都是老人們口口相傳流傳下來，再由後來的歷史學家記錄在冊，三人成虎的事情並不少見，所以這就給一些史書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在這幾年當中，《史記》中曾有很多記載遭到了學者們的質疑，比如說它記載的
勾踐、文種、范蠡
這三人的言行就有很多不符合邏輯的問題。那麼，《史記》的記載到底和真實情況有多大的差距？學者們又是如何發現的呢？
01《史記》中的勾踐，依靠納諫才能破吳
2017年，清華團隊發表了一份報告，其中包括出土的戰國中晚期竹簡，有75份竹簡的《越公其事》，全文總共3000多字，是迄今為止記錄勾踐滅吳故事最全的版本，十分詳細，但裡面的不少內容，都將《史記》中的記錄給推翻了。
《越公其事》完整地講述了勾踐是如何在兵敗後吸取教訓，蟄伏十年最後一句滅掉吳國。也將勾踐的真實面目披露在我們面前，而勾踐殺掉文種、范蠡二人的原因也非常清晰明瞭。
首先，《史記》與《越公其事》中對這段歷史的描述出入最大的，就是
勾踐的性格
。
在《史記》當中記載，公元493年吳王開始發動戰爭，勾踐詢問范蠡的意見，范蠡以“戰爭是違背天德的”為由，勸說勾踐不要與吳王發生爭端，范蠡認為戰爭應該是最後退無可退時才應該採取的手段，但勾踐不聽他的勸阻，執意與吳王開戰，最終慘敗。
其實，這裡范蠡言行的真實性就讓人懷疑了。春秋戰國時期時局動盪不安，戰亂是經常發生的事，他這一席話，根本不像是一個當朝大臣所說的話，更像是一個“和平愛好者”的宣言。
接下來《史記》記載，勾踐兵敗之後，對范蠡的態度改變非常大，開始虛心採納他的建議。
《史記》
對勾踐本身的想法和智謀描寫的非常少，他最大的成功就是對文種、范蠡二人的建議無有不應
。
在準備攻吳的時候，勾踐也是聽從范蠡的想法，在適合的時機攻吳，最終重重打擊了吳國。
在吳國滅亡時，范蠡帶著一些財產和下屬歸隱，臨走之前還給文種留下一封書信勸他離開，說，
“
勾踐此人疑心深重
，
恐怕會過河拆橋，他只可同苦
，
不可同甘
。”
文種雖然沒有聽范蠡的勸告離開，但也不怎麼上朝。之後有大臣說文種有謀反之心，勾踐就將一支寶劍送給了文種，文種明白了勾踐的意思，也知道自己躲不過一死，便立刻自盡而亡。
02《越公其事》對勾踐的記載，與《史記》大有出入
所以說
，
《史記》用了很多筆墨來描寫文種和范蠡，講述他們的計策和智慧，沒有他們勾踐不可能破吳，而勾踐此人的想法和計策幾乎都是錯誤的，尤其是在利用完文種和范蠡
，
立刻就翻臉不認人
，
不以禮相待還逼走范蠡必死文種，簡直就是道德淪喪的昏君。
而在出土的《越公其事》中
，
勾踐的形象並不是那樣的不堪，反而是個有禮有節深明大義的君主
。
《史記》記載在吳國打敗越國之後，勾踐雖然是忍辱負重，但未免有些喪失氣節，竟然讓自己的妻妾去侍奉吳王，自己也像吳王的下人一樣，供他差遣。
但在《越公其事》中卻表明，勾踐並沒有讓自己的妻妾去侍奉吳王，而且還在派文種去吳國之前就告誡文種，雖然是求和，但不可喪失尊嚴，不能低三下四，像是吳國之前的僕人，如果談和不成，那就拼盡越國之力與吳國再戰一回。
這裡描寫的越王可以說是不卑不亢，
極有
王者之氣。
而且吳國大破越國之後，沒有繼續攻擊越國也是形勢所迫，當時吳國軍隊的損失也不小，他們翻山越嶺來到越國，環境對他們並不利，越國雖然元氣大傷但是留有餘力，所以吳王才沒有繼續攻打，而勾踐也很清楚這個局勢，沒有必要對吳國低眉順眼，畢恭畢敬。
03《越公其事》更要貼合真實的歷史情況
吳越之間休戰後，越王勾踐得以時間休養生息，十年裡勵精圖治。
但《史記》中對他所做的事情
，
並沒有多加記載或者褒揚，而是選擇了用大量篇幅
去描寫
范蠡
和文種的足智多謀。
實際上在這十年中，越王不僅僅虛心納諫還推行了五政，讓越國在短時間之內迅速強大起來，讓越國有了足夠的國力。
在《越公其事》中
，
越王勾踐是妥妥的男一號主人公，范蠡和文種僅僅出現了兩三次
，
只是無關緊要的配角而已
。
在攻破吳國之後，《史記》和《越公其事》對勾踐對待吳王的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越公其事》中的勾踐謙遜有禮，在破吳之後也沒有逼迫吳王夫差。
那麼《史記》不可靠
，
《越公其事》就比《史記》可靠嗎？
其實從很多細節處就能發現
，
《越公其事》比《史記》更貼合現實一點
。
比如說，勾踐是一個春秋戰國時期的君主，自身能力不可能太差，否則在那種豺狼虎豹的圍繞之下，不可能當上君主還能統治並帶領越國打敗吳國，僅僅靠著虛心納諫就能打敗吳國的說法，未免有些太糊弄人了。
而且，勾踐不是不知道中國素來看中歷史，自從有文字開始，祖先們就開始對事物的記錄，他怎麼會這麼直白地表明想要殺掉文種呢？一個君主想要一個臣子死，可以有很多的辦法，沒必要選擇這種落人口舌的辦法。
所以說
，
《越公其事》比《史記》更加貼合曆史，但究竟是不是和真正歷史一模一樣
，
我們也無從得知
。
總結
司馬遷的《史記》為什麼對勾踐的記錄如此偏頗呢？這兩個人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那麼就沒有主觀上厭惡。可能是左丘明的《國語》對勾踐的影響太多，畢竟《左傳》中勾踐的形象，就不怎麼光明磊落了。
所以說，歷史學家們記錄的事情，很多都和真實的歷史有些出入，甚至有一些可以說是大庭相徑。因此一個歷史人物是好是壞，並不能僅憑一本史書的記載就判定，要多看一些不同史書的記錄，以及當時歷史的真實情況，多去探索猜測最後再來下結論。但不是說，他們可能不那麼貼合現實歷史，就不去讀史了。很多歷史即便是不符合實情，也是值得我們去學習其中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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