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國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個王朝，也是公認的落後於世界大潮的一個時代。這大概可以從乾隆皇帝開始算起，大家可以從乾隆時期的事蹟對比西方國家盛名人物的崛起看出來。

同時期的中國，是乾隆和妃子們的調情，是他和和珅的遊戲，是他六次下江南的豪奢。但當時的歐洲，思想的巨人伏爾泰站了起來，數學天才高斯開啟了新的世界，物理學家安培創造出了電來連線世界。

最後，一邊是中國所謂的“康乾盛世”，“十全老人”的矇昧。而另一邊，是美國喬治·華盛頓打贏了獨立戰爭，建立了立憲制度。難以想象吧，這兩個人，其實是同一個時期的人。

華盛頓在1797年任期滿兩屆之後自願離任隱退，而另一邊是乾隆在位六十年後，於1795年假意退位，卻以“太上訓政”之名把控朝堂直到其死去。由此可以看出，在清朝幾百年的漫長統治之中。

清朝的皇帝處於不斷的加固皇權和中央集權的過程之中，而西方卻在不斷的湧現對近現代有著重大推進力的偉人和大事。由此自發展趨勢上看，清朝被欺凌只不過是早已註定的事實而已。

但若真要追根究底，探尋清朝為何會這樣的原因。那麼我們其實就要把目光調整到兩千多年前的秦國去，看看那時候的“商鞅變法”。公元前359年的時候，秦孝公招募賢良，在意的是勵精圖治。

而那時候衛國的商鞅，即是這時候前往秦國，並對秦孝公開始遊說的。他以“帝道”、“王道”以及“霸道”三道對秦孝公開始遊說，說“帝道”之時，

秦孝公時睡，弗聽。

說“王道”時，

秦孝公善之而未用也

。最後只有說“霸道”之時，秦孝公才是

“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數日不厭”

。所以說，秦孝公心中的道，就是“霸道”了。在“霸道”一出之後，君臣二人便開始醞釀變法。

商鞅的變法無疑是成功的，以後來秦國的國力越來越強這一點來看，他的成功毋庸置疑。他開啟了依法治國的先例，改革變法，令秦國有了後來一徵六國之力。但為什麼會說，這離清朝有將近2000年的商鞅，會是導致清朝衰弱的“罪魁禍首“呢？

而這，就和商鞅變法之中一定的制度有關。首先總體來說，商鞅變法內容我們可以用四個字來總結，那就是“強國苦民”。他走的就是一條“國富民窮”的路線，讓國家越來越強大，讓人民越來越痛苦。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是這樣評價他的：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說白了，商鞅執行的就是“愚民”政策。而他在變法之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獎勵耕戰，重農抑商”。他認為商人四處經商，謀取了大量的財富，卻又不用繳納過多的稅務。這回導致天下的財物都會集中在商人的手中，所以他抑制了商人的發展。

而之後的王朝，或多或少的對商人都有打壓。即使是唐朝這樣開放的王朝，商人的地位仍舊是低下的。而商人的重要性，我們就不必多說了。後大清時期的皇帝，因為是異族登基，所以其在位三百年間，天下起義紛紛。所以他們也再次沿用了“愚民”政策。

更何況乾隆時期他還徹底的關閉了國門，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這對當時的中國更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所以說，商鞅變法埋下的種子，終究成為了清王朝的炸彈。但實際上，難道真的能從腐朽的大清一路追著到秦朝？

商鞅變法那時距離秦朝已經有超過兩千年的時間，當初無論是決定了何種的政策在後面必定都會留下隱患。因為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關鍵是要懂得變通。若是商鞅那時候能預測到後人拿著兩千年前的政策責怪他，怕是會翻個白眼再罵一聲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