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歷史記載以來最早的意識形態衝突，乃是公元420年羅馬帝國攝政普爾克里婭以保護波斯境內的基督徒之名，而對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開戰，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在國內基督徒中的威望。

要想真正理解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外交的內在動因，就必須從根源去梳理這種東亞國家無法理解的事態——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出現過殘酷無情的意識形態戰爭——除了清末的太平天國和同治回變，兩者都對儒道佛進行無差別消殺。

西方歷史上第一次意識形態戰爭是什麼時候？

是羅馬攝政普爾克里婭因為波斯皇帝巴赫拉姆迫害境內基督徒而對波斯帝國開戰，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大國因為意識形態而非具體的國家利益對另一個大國發動戰爭。

當時的情況是這樣：

第一，普爾克里婭是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大帝的女兒，他的父親在冷河戰役後基本消滅了羅馬境內的非基督徒，當時的羅馬已經是全民信仰基督教，尤其是東羅馬更加虔誠。狄奧多西大帝死後沒多久，普爾克里婭掌握了東羅馬帝國的權力，但她的權力並不符合羅馬人的傳統——人們更傾向於一個男人掌握權力。

第二，波斯帝國的某個基督徒主教希望自己成為該教的聖徒，悍然破壞了波斯城市蘇薩的沃教神廟（這是波斯帝國的國教，崇尚二元性，沒有基督教那麼排他性），這使得波斯帝國政府開始鎮壓這種行為。大批基督徒逃到羅馬帝國境內，向羅馬帝國境內的教胞（人類歷史記錄中最早的意識形態政治難民）波斯人對基督徒的殘暴，羅馬境內的基督徒群起激昂，要求羅馬軍隊進攻波斯，伸張上帝的正義。

就這樣，戰爭爆發了，東羅馬帝國和波斯損失慘重，這場戰爭除了讓普爾克里婭鞏固自己權力以外，沒有任何收穫，但這對普爾克里婭來說，已經足夠了。

無獨有偶，在後來的十字軍東征中，這種情況也同樣明顯，十字軍中最重要的兩位君主：

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之所以選擇發動十字軍戰爭，絕不是為了現實英格蘭的領土利益，英格蘭在巴勒斯坦這種地方不可能佔據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只是為了基督教意識形態，這對他的王權至關重要——尤其是亨利二世在殺死自己的主教好友貝克特，遭到教皇的絕罰威脅，這可能使亨利二世喪失國王的地位，他不得不領導一場對伊斯蘭世界的意識形態戰爭，否則不足以捍衛他的王權。事實上，正是因為亨利二世在十字軍戰爭中的表現，成為英格蘭歷史上最偉大的國王之一（雖然領土、經濟各方面一團糟）。

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有著同樣的政治目標，為了鞏固他在法國的王權，他的權力面臨著國內貴族聯盟的的強大反抗，在這種情況下，發動對異教徒的戰爭，對於維護他的王權至關重要，路易九世修建教堂、迫害猶太人和多次發動大規模十字軍戰爭，使得他獲得法國甚至全歐洲基督徒的狂熱擁護，他拙劣的十字軍行動幾乎每次都以災難性的失敗告終，也不可能有任何可見的領土收益，這位國王甚至死於最後一次十字軍慘敗。但是，這位國王恰恰在死後封聖，成為全歐洲基督徒的偶像，甚至是法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國王。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會有歐洲國王熱衷於十字軍這種看似毫無收益的昂貴事務，原因就在於能夠鞏固這些國王在國內的統治和合法性。

今天的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同樣是這樣的道理，作為所謂的民主制度起源地，尤其是美國，實際上是極為看重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空洞的理論，而是真實的政治利害—西方人深信他們的所謂民主是歷史的最終方向，他們不能接受另一種意識形態威脅到這個論斷，政客必須為這種意識形態奮鬥，或者裝作奮鬥，否則不足以鞏固其在國內的威望。

儘管其中會有現實利益的調和，但若是瞭解美國外交歷史的細節，就會知道，美國在對待伊朗巴列維、埃及穆巴拉克和阿拉伯的王室等非民主盟友時常常受到巨大的意識形態國內掣肘。

現實主義者往往會誤會西方和美國，因為現實主義者幾乎完全不相信世間存在政治上的“真理”，他們往往會將西方特別是美國口中意識形態口號價值視為與自己內心認為的同樣淺薄，這恰恰是最危險的。

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大外交中，曾經以巨大的篇幅講述冷血現實主義者斯大林在二戰結束後對待美國東歐民主承諾時所產生的誤會。

在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向英美保證，他將讓東歐實現民主選舉，美國人信以為真，丘吉爾心中這只是一種文字遊戲，斯大林則認為這只是羅斯福的政治把戲，就跟他平常玩弄的一樣單薄。這個承諾之後，美國從歐洲不斷撤軍，並承認了斯大林的東歐影響力，但是隨著1946年後半年斯大林在東歐違背信諾的事實不斷呈現，最終使得美國對蘇聯完全喪失了信任。

從此，美蘇衝突接連不斷，對抗的鼓聲持續敲響，最終鐵幕在彼此的怨恨中落地，世界分為兩半。

參考文章：

《世界的決裂：大國政治家的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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