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裡，黃色是最尊貴的帝王之色，庶民不得僭越。

但對宮廷對黃釉瓷器的追求，卻一直到明清才真正興盛起來。

這其中既有陶瓷技術發展的掣肘，也有帝王審美眼光的偏好，更有皇權禁忌的強力制約。這幾方面的影響作用在一起，看似陰差陽錯，卻有著必然的因果……

一、樸素的黃色崇拜

長期生活在黃土高原和中原地區的漢人，對黃土地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說文》：

黃，土之色也

黃色因土而貴，其美好的象徵意義來源於先民對土地的深情，

並延伸出“黃土造人”的傳說。《太平御覽·風俗通》：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作人…故富貴者，黃土人也

黃土高原

其次，穀物成熟時的金黃，在農耕民族眼中，是最能帶來喜悅與希望的顏色。

再次，黃金自古以來就等同於鉅額財富，這也促成了黃色高貴、富貴的含義。

最後，華夏民族崇敬黃帝、炎帝，以炎黃子孫自居。

而黃帝的形象又與黃色緊緊聯絡在一起。

司馬貞索隱《史記》：

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

《韓詩外傳》：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

黃帝形象

二、五行、五德之說裡的黃色

早在春秋時期，五德輪轉之說就已形成。《呂氏春秋》：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自此，

後世朝代多以此確立“國色”。

秦始皇以“水”克“火”，登上皇帝寶座，故秦朝尚黑，取代了周朝的紅色。

秦兵黑甲黑旗

漢朝初興，開始是以火德立國的，還專門為劉邦杜撰了“赤帝斬白蛇”的離奇故事。武帝時，又回到了以“土”克“水”的傳統。《漢書》：

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隨順黃德

值得一提的是，黃色在五行中代表中央。在古人看來，中國乃中央之國，地位高於四方。黃色也就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國家民族的代表色。

一、漢至南北朝

前文提到的“五德”之說，讓黃色雖然地位尊崇，卻也不可能成為每個朝代的“國色”。如秦朝以水德立國，上至君王、下至臣工，均著皂衣。漢朝在武帝時改為土德，黃釉陶器才姍姍來遲。當時的黃釉與大名鼎鼎的漢綠釉一脈相承，含鉛多則綠，含鉛少則黃。

但早期黃釉髮色並不穩定，故在市場競爭中遠遠落後於綠釉。陶瓷技術的發展在此時拖了黃釉的後腿，使其錯過了歷史上第一個尚黃的時代。

漢代黃釉羽觴杯

南北朝時期，北齊範粹墓出土的黃釉胡人舞樂扁壺，開始黃的明亮、純正。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很多考古證據都指向鉛釉由西域傳來。

從世界範圍看，最早的鉛釉發源地是在埃及。這件黃釉胡人舞樂扁壺，也從側面印證了這一學說的可能性。

黃釉胡人舞樂扁壺

二、隋唐

自漢武帝始，漢朝君王常服改為黃色。《漢書·律曆志》載：

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

經過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混亂，

隋朝沿襲漢朝舊制，黃色成為法定的帝王服色，並一直延續到清末。

唐代，雖君王服黃，但禁忌卻並不嚴苛。至唐中期，黃衣宦官已是多如牛毛。如白居易《賣炭翁》有：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在這種情況下，唐朝黃釉瓷器雖開始普遍燒造，但在在南越窯和北邢窯兩大窯口夾擊之下，黃釉並不耀眼，沒有贏得地位，進入宮廷。

壽州窯、長沙窯、曲陽窯、渾源窯等，都是燒造黃釉的民間窯口。安徽壽州窯為其中的佼佼者。陸羽在《茶經》中評價道：

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嶽州次，壽州、洪州次……壽州瓷黃，茶色紫

壽州窯黃釉執壺

能夠在《茶經》榜上有名，說明當時的黃釉瓷器燒造技術已經比較成熟，色澤呈現非常飽滿。

此外，唐三彩中有黃馬、黃駱駝的形象。

唐三彩是陶器，多用做陪葬，故器物風格非常寫實，希冀著將地上的繁華帶入另一個世界。

唐三彩 黃駱駝

總之，黃釉瓷器於隋唐之際，正式登上了歷史舞臺。但此時距離黃釉的盛世，還非常遙遠。

三、宋遼元

宋朝，君王服黃更加深入人心，否則也不會有趙匡胤黃袍加身事件。但兩宋理學、道家興盛，一個講究簡素質樸，一個講究清極遁世。

在這種哲學思潮下，冷色調盛行，青瓷系統得到極大發展，溫暖明媚的黃釉卻無法打動人心。

就連宋代黃袍也是淡黃之色，與其他朝代迥異。但零星出土的幾件宋代黃釉，證明著它還在民間頑強生存。

宋代黃釉獅子枕

“南方不亮北方亮”，

在宋朝不受待見的黃釉，卻在北邊的遼國大放異彩。

其技藝延承唐三彩，以仿金屬製品的黃釉最為精彩。

契丹介於遊牧民族與民耕民族之間，形成獨特的漁獵民族風貌，“隨水草，就畋牧，車帳為家”，不怕摔碰顛簸的金屬製品自然是生活中的首選。

金屬以黃金為貴，黃色遂成其精神追求的象徵。

遼黃釉中，以雞冠壺最為典型。下圖內蒙古科爾沁旗博物館藏遼黃釉牡丹紋雞冠壺，線紋微微凸起，模仿金屬錘揲工藝，硬朗明快，另有一番北方大氣簡潔的美感。

遼黃釉牡丹紋雞冠壺

時至元朝，統治者酷愛藍白紅三色，元青花名震天下，紅釉也發展的紅紅火火，唯獨不待見黃色，黃釉只得退居幕後。但當它再次出現時，卻是一番盛世景象。

遊牧民族眼中都是長空白雲，對土地沒有太深的眷戀。所以蒙古鐵蹄打下了一個大大的疆土，卻最終沒有學會守成。成吉思汗自稱是藍天的使者，馬可波羅也曾說忽必烈養著5000多名專職的觀星者。

以上都說明蒙古的根不在土地，更像翱翔在藍天的雄鷹。

明朝建立後，首先要做的就是擺脫元朝價值觀，恢復漢室文化。傳統的“五行”、“五德”之說，帝王用起來最為順手。《大明會典》記載：

洪武九年，定四壇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黃色，日壇赤色，月壇白色，行江西饒州府，如式燒造解

黃釉就這樣再次登上了歷史舞臺，但我們尚未發現洪武朝的黃釉瓷器，朱元璋打仗是一把好手，搞藝術實在勉為其難，

永樂朝於是成為宮廷黃釉的起始。

其制式符合官窯標準，色潤不油、釉亮不膩，底部白釉明顯有甜白釉的特徵。黃釉時隔百年的第一次登場，就博了個滿堂彩。

永樂黃釉碗

大明帝國中期，封建等級觀念愈發森嚴，禁忌之禮越來越多。《明英宗實錄》載：

正統十二年，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邊衛，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又是凌遲，又是連坐，非常殘酷，對景德鎮民間瓷業造成極大傷害。另有《明史·輿服志》記載：

天順二年定官民衣服，不得玄黃、柳黃、薑黃、明黃及諸紫色

可見從正統、天順二朝開始，

不管是黃服還是黃瓷，都已成為皇家專用。這樣分明的等級觀念，也從另一個側面代表著農耕文明的迴歸。

官家黃釉自永樂起，明代各朝均有燒造，

但真正讓黃釉走向巔峰的，還是“弘治嬌黃”。

弘治是位好皇帝，當時大明剛剛從“土木堡之變”和“奪門之變”中緩過神兒來，父親成化又天性懦弱，重用外戚。弘治帝上位後，勵精圖治，清佞臣，用賢良，朝野上下為之一振，史稱“弘治中興”。在個人生活上，弘治非常勤儉，多次下令減免景德鎮御窯的燒造任務。但無論如何，宮內日常使用和祭祀用的黃釉是免不了的，

官窯匠人們只能將一身本領傾注在黃釉上，這也許是“弘治嬌黃”成為黃釉之王的最大原因。

弘治嬌黃盤

“嬌黃”二字，已經恰如其分的將弘治黃釉的平整、滋潤、嬌嫩表達出來，後民間訛傳為“澆黃”，又被今人穿鑿附會成“澆釉”工藝所制，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其實無論“嬌黃”還是“澆黃”，

都不如其另一別稱“雞油黃”更有生命力，油潤之感呼之欲出，正所謂大俗既大雅，當是如此。

弘治後，黃釉藝術性大幅降低，只是中規中矩的保持著皇家御用的身份。

嘉靖萬曆時，景德鎮官窯形同虛設，民窯迅速崛起，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特徵，黃釉更加漸行漸遠，

於深宮內苑等待著再一次的輝煌。

康雍乾三朝，對中國瓷器的貢獻是極為卓著的。這一方面得益於國力的強盛，另一方面也與三位皇帝卓絕的審美眼光有關。從康熙朝開始，御窯的黃釉生產不再侷限於宮廷日用和祭器，

而是以藝術審美為第一要素，

提樑壺、太白尊、萊菔尊等仿古器型逐漸增多。

康熙黃釉太白尊

雍正朝，

黃釉突破了皇家明黃之色的限制，

出現蛋黃、蜜蠟黃、檸檬黃等品種，

尤以檸檬黃最為突出。

它黃的嬌嫩、明媚、耀眼，甚至讓人有不真實之感，與傳統帝王之色迥異，給人以極強的視覺衝擊。

世人以其為清代黃釉的最高水平。

雍正檸檬黃菊瓣盤

乾隆時曾發生一件趣事，督窯官唐英請示落選官窯如何處理，乾隆爺批示，可於景德鎮當地變價銷售。唐英不放心黃釉也流入民間，又上一道摺子，專問此事。

乾隆細想之下，最終礙於舊制，特批落選黃釉就地銷燬。可見黃釉在皇家心中的地位。

乾隆後，黃釉質量急劇下降。光緒年間，因慈禧酷愛，“儲秀宮制”、“大雅齋”等慈禧專款的黃釉粉彩，質量極高，極盡奢華。因本文僅探討單色釉，紋飾類暫且不表。

總之，清朝黃釉在皇權森森中帶著枷鎖前行

。

一方面，三位盛世皇帝的明君心態和審美眼光，使黃釉相較明朝而言，從髮色到器型都更加靈活，擺脫了固有的皇家定式。另一方面，黃色禁忌卻在大清愈演愈烈。

如《國朝宮史》中詳細記載了後宮用瓷的等級：

皇太后、皇后用裡外黃釉器；皇貴妃用黃釉白裡器；貴妃用黃地綠龍器；嬪妃用藍底黃龍器。

貴人及以下是沒有資格使用帶黃色的瓷器的。

即便到了民國初期，黃色禁忌依然根植人心。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到，他與溥傑玩鬧時，看到了溥傑衣袖裡面的內衣，立刻怒斥道：

“溥傑，這是什麼顏色，你也能使？”

“這，這是杏黃吧？”

“瞎說！這不是明黃嗎？不該你使的。”

當時帝制早已取消，但在溥儀心中，明黃色依然是任何人不得僭越的顏色，哪怕是自己的親兄弟。

所以，

黃釉是戴著鐐銬跳舞的藝術。趕上審美高絕的皇帝、蒸蒸日上的國力，就能一飛沖天。否則只能如明代後期一樣，中規中矩的扮演一個等級標誌的角色。民間藝術的創新活力，永遠與它無關。

隋唐之前，歷朝歷代多以“五德”定“國色”，趕上漢朝這樣的“土德”之國，才會對黃色多有重視。商周、秦朝之時，黃色只是“五正色”之一，享受與紅、白、黑、青幾乎等同的待遇，甚至還不如當朝國色。但漢時陶瓷技術相對落後，

直到東漢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瓷器，陶器上的黃釉也無法與綠釉比肩。

故漢家之黃只得在帝王之服上做做文章。

後五胡亂華，黃色退入幕後，偶爾出土幾件黃釉，也是胡風濃郁。至隋朝一統，重拾漢代衣缽，黃色由此正式成為帝王法定服色，不再依“五德”之說。但黃釉依然未能登堂入室，原因前文均已細表，不再贅述。

元朝，雖將人種分為三六九等，但禮制方面卻十分寬鬆。《通制條格》記載：

大德元年三月，中書省奏曰：“街市賣的段子，似上位穿的御用大龍。”

官方的回覆則是：“不礙事”。雖其後逐漸嚴格，

但遊牧民族的底色，使其終不如漢家王朝那般重視，加之統治者不喜黃色，

故黃釉於元代銷聲匿跡。

易中天教授曾說：

我甚至認為中國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禮治”，即等級制度。

這一點在明清時期體現的極為明顯，黃釉也隨之興盛於宮牆之內。但細數名品，均誕生於“永宣盛世”、“弘治中興”、“康乾盛世”、“同光中興”之時。

可見，黃釉的興衰緊緊跟隨著王朝興衰的步伐，趕上盛世則光芒萬丈；其餘時間，只是呆板無趣的皇家日用器和祭器，色彩的本源美感則喪失殆盡。

定陵萬曆地宮 黃釉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黃衣與黃釉，作為黃色審美和封建色彩等級禮制的兩個主要承載物，其發展脈絡既相似，又不同。

明清之前，黃色禁忌並不十分嚴苛。魯迅先生曾說過一句非常有趣的話：

只要有人唉聲嘆氣地不滿意女人的裝束，我們就知道當時統治階級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在先生看來，女子的愛美之心，往往能夠成為衝破封建枷鎖的先鋒力量。

歷史也證明了確實如此。南宋洪皓《松漠紀聞》記載：

則易服事，較早只限於男子，婦女照舊不改

可見當時對女子服裝、飾物顏色的要求相對寬鬆。除了南宋，很多朝代都存在這種現象。如《陌上桑》有：

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這裡的“緗綺”，指的是黃色的絲綢。還有《木蘭詩》：

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

周邦彥《瑞龍吟》：

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

此外，很多唐宋古畫，也多有身穿黃衣，面部貼黃的女子。

黃色本身的色彩魅力，在女性身上生機勃勃的呈現著美的表達。

魏晉南北朝流行的額黃妝

但對於瓷器來說，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陶瓷業做為古代最重要的手工業之一，所需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十分巨大，因此其發展受帝王喜好影響極大。

唐朝作為中國陶瓷的第一個盛世，前有邢窯做“盈”字款進貢大盈庫；後有越窯做“秘色瓷”以供皇室，才有了“南青北白”赫赫聲名。宋朝也是如此，宋徽宗對青瓷的喜愛，造就了一代瓷王“汝窯”，首創官窯系統，成就了中國陶瓷的巔峰盛世。而元人眼中的藍天白雲，直接導致了青花瓷的誕生，一統800年陶瓷江山。

黃釉在明清之前，沒有打動帝王的眼睛，加之“禮治”並不嚴苛，也沒成為皇家必用品種。官家不投入，黃釉技藝得不到發展，民間窯口的黃釉質量普遍不高。明清時期，黃釉一躍成為皇家獨有，投入加大了，質量提高了，民間卻又因皇權森森只能仰視。失去了藝術根植的泥土，宮廷裡的黃釉只能依靠偶爾幾個盛世明君，才能一展身姿。如此命運，在其他單色釉品種中絕無僅有。

我經常去景德鎮，每次走在街頭，都會驚歎千年瓷都琳琅滿目的瓷器品種，也曾好奇為何偏偏單色黃釉難覓蹤影。細問店主，回答道：“

黃釉在古代可是皇家專用，平常人放在家中怕是鎮不住啊。

”

我想，黃釉應該不想聽到這樣的評語。它會羨慕青釉騷動了文人墨客的心，它會羨慕紅釉代表了中國精神，它會羨慕緗綺能與羅敷親近，花黃能為木蘭裝點容妝……無論何種藝術，被束之高閣都是悲慘的；藝術的生機與活力，永遠在民眾之中。

《中國古代服飾中的黃色研究》

《明清黃釉瓷器淺說》

@文眼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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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中國文人之魂——青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