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術、勢因為並非韓非原創，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衝突和矛盾，它們既有相互重合的地方，又有相互衝突的地方，而且又不能代表韓非政治思想的全部。

要了解法、術、勢的相互重合，就必須要先了解法、術、勢的內容。法和術的含義一向比較明確，法就是圖書之法，是法令法規，官府透過法來對人民進行管理，賞善罰惡；術就是陰謀權術，君主透過術來對群臣進行管理，賞功罰奸；法和術都有一定的特點。

法就是普通意義上的法令，韓非的法是有一些特點的：

法主要是由臣下執行的，管理的主要物件是民眾；

法是要讓民眾普遍瞭解知道的；

法的主要內容是賞善罰惡，鼓勵民眾為君主和國家服務，懲罰與國家和君主的利益相違背的行為。

術是“藏之於胸中”的，是君主掌控群臣的種種方法，它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參觀之術，二是任驗之術。“必罰”和“賞譽”都是這方面的內容，要用賞罰規範群臣的行為，讓臣下為君主的利益服務，除此之外術治還有君主要因能授官，並讓臣下一人不兼兩官，一官不兼兩事等內容。

勢這個東西實際上包含著無數不同的東西，“勝眾之資也”，勢是君主所有，而普通人所不及的，這樣勢是什麼就呼之欲出了。

勢就是君主地位所帶來的威權，威是掌控軍隊所帶來的威勢，權是掌控財富所帶來的權勢，他們在君主的掌控下代表著權力、財富可以衍生的無窮無盡的東西。

正是因為勢是物，所以可以像國家一樣以術御之，而且正與韓非給民的職能耕戰相對應，君主要求民做的，正是增加自己威權的事情。如果

勢

是威權的話，那麼勢治的含義就很明確了。

韓非所強調的是人設之勢，那麼勢治就不是簡單的高下相傾了，而是君主利用自己的威權，管理國家，是君主利用自己所擁有，而別人所沒有的威權，利用人普遍存在的趨利避害之情，設定人為的利害，這就是人設之勢，所以勢治就是用賞罰治理國家，這就是勢治在韓非思想中的含義。

法、術、勢三者有一個共同之處

：

它們都要透過賞罰才能發揮作用。勢治本身就是君主設立賞罰，用賞罰治理國家；法治是君主制定的，主要是臣下執行的，在一部分臣下和所有民眾範圍內的賞罰；術治是君主使用的，在群臣範圍內的賞罰。

雖然術還包括參觀之術，但是參觀之術並不能直接對臣下進行管理，無論參觀之術多麼複雜，它都只是瞭解群臣實情的一種手段，而不能直接對群臣進行管理，所以術治的核心還是任驗之術。

這樣看來，法、術、勢內容是一致的，都是用賞罰管理國家；代表的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君主的利益，他們只是使用的物件不同，而其實質卻是一致的。既然實質是一樣的，其實用一個賞罰就能對法治、術治、勢治進行概括了。

法、術、勢都不是韓非首創，而是他對前代法家的繼承，這就導致韓非的法、術、勢思想存在種種矛盾，不能達到完全統一。這種矛盾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法、術、勢的使用範圍在《韓非子》一書中是存在矛盾的；二是法、術、勢的內容本身就存在矛盾。

術和勢的範圍和概念也應該以韓非書中總結性的、較明確的語句為準，而不是以韓非經常法、術並列或是法、勢，術、勢並列的章句為準。

這樣選擇是有原因的，因為韓非的法治思想一定與當時的時代現狀緊密相連的，而且秦國統一六國後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韓非的思想，如焚書坑儒，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秦代的律法內容瞭解韓非法治的範圍。

而秦代的律法是有所儲存的，從目前出土的秦代法律文獻來看，律法分為四大類別：民政、食貨、兵、刑，而沒有對群臣進行管理的專門律法，所以韓非所指的法治，應用的範圍應該是民眾。

至於官吏觸犯法律被責罰時，官吏不是作為君主的臣子身份受到處罰的，而是作為執法者治下民眾的身份受到處罰。

所以法律具有普適性的同時，君主又能單獨用術來管理官吏，只有這樣，韓非思想中法、術適用範圍的矛盾才可以化解。

正是因為法術勢之間存在種種矛盾，所以再用法術勢為突破來說明《韓非子》是有問題的，需要尋找新的突破口，分、必、情、實就是這種嘗試的產物，它們與法術勢也有著緊密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