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兆麟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地處嘉定的上海科技大學分部任教。當年，我是解放日報通訊員，除了為黨報提供訊息，還為評論部寫評論和言論。有一天，突然從市區趕來一位青年找我，他說，“我叫周瑞金，是解放日報評論部的編輯，前幾天收到你寄來的題為《正確對待子女升學考試》一文，我們覺得很有現實意義，今天特來和你商討，儘量把這篇言論寫得更有說服力。”那時，周瑞金先生是剛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分配到解放日報的青年編輯，他為了一篇小小的言論，竟特地從市區趕到嘉定來和我一起進行補充和修改，這種敬業精神令我不勝感佩。

上世紀六十年代，學生從小學升初中，再從初中升高中，都要進行升學考試。家長為了使子女升入理想的學校，拼命給子女補課，還對子女施加種種壓力，使孩子在精神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這篇言論就是勸導家長不要對子女施加壓力，要正確對待子女的升學考試。言論刊登後，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反響。上海大公滑稽劇團的著名演員沈一樂特地打電話給我，希望我為他們正在編導的滑稽戲《如此爹孃》再提供一些有說服力的素材。由此，我深切地感到報紙的言論在社會上會產生積極的引導作用。

周瑞金後擔任評論部副主任、主任乃至副總編輯。其間，我常到報社去向他請教，和他敘談，在他的幫助和引導下，十多年來，我在該報發表了數十篇評論和言論，為在社會上弘揚真善美、針砭假惡醜盡了綿薄之力。

上世紀九十年代，周瑞金被任命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無論是和他相隔兩地，還是他退休後回上海，我和他都不時電話聯絡，還互贈專著。數十年來，我和周瑞金先生從不速之客到報壇摯友，其情其義，令我無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