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人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活得更有尊嚴了，一個最重要的指標是，我們不那麼窮了。

1993年的時候，我不記得中國的保姆掙多少錢了，但肯定很少，應該不足100元。那一年我去了南斯拉夫當記者，在一位美國記者家裡見到了一位來自中國的年輕阿姨，是那名記者從中國帶過去的，她當時的收入是400美元，掙的比我多。我當時加上各種補貼，一個月是295美元。那一年我在希臘瞭解到，來自菲律賓的女傭月工資是300美元。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我在科威特看到很多來自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女傭，她們的月收入是100第納爾，當時約合300多美元。我還見到一名來自中國大連的醫生，她在科威特降格當了護士，月工資是300第納爾，約合1000美元。當年遠走他鄉打工的中國人大約就是那個收入水平。

保姆是很不容易的職業，很多都是背井離鄉。所幸的是，今天在北京做一般的家政，月收入達到了5000元人民幣左右，看小孩的育兒嫂是7000左右，月嫂是一萬以上，最低的家政收入接近了800美元。當然了，今天中國的物價上來了，800到1000美元在當下中國的購買力已經遠不如當初。人們對實際收入上升的感受未必強烈，但是往世界一看，在全球勞動力和資源分配大市場上，中國人已經站到了比過去有利得多的位置上，這構成了中國人集體自尊的重要來源。今天北京家政工作者的收入，按美元計價已經達到了我當年做記者的塞爾維亞那個國家大學教師當前的水平。這意味著中國普通國民能夠有機會融入全球供應鏈，享受全世界各地物美價廉的產品和服務。中國人勞動的價值越來越高，同樣在中國做一份中等工作，有一份中等收入，過去我們要仰視外界，連馬來西亞、印尼那樣的地方都是我們眼裡的“南洋”，今天的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並且在繼續變化。

保姆收入的提高具有標誌性社會意義，它代表了我們的社會正在逐漸變得公平。過去老胡年輕的時候，農村來的保姆與城裡人的收入差距巨大，現在她們五六千塊錢的收入大約相當於北京市白領平均收入的一半。遺憾的是，家政收入的提高對城市中產家庭形成新的負擔，事情的兩面性讓人別有一番遺憾。然而這就是中國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透過市場化方式逐漸縮小的複雜程序。

總的來說，中國人今天過上了小康生活，很多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開始朝著現代高水平邁進。當然錢多了些，人們的要求也高了，環境壓力也大了，支出的專案不斷增多，多數家庭依然感覺離“財務自由”十分遙遠。其實老胡在世界各地採訪過大量家庭，我發現全世界多數家庭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的”，或者說在富裕國家，普通家庭過得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好；在窮國，普通人家的日子又往往不像我們想得那麼差。比如我去過日本外交官、記者在東京的家，感覺他們過得不錯得很有限；去了寮國（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兩個普通人家，看到的情況又比我想得好多了，或者說挺不錯的。各個國家發行的貨幣，絕大部分都要回籠，這大體就是我們掙錢然後再把它們花掉的過程。特別寬裕的老百姓日子幾乎不存在，差別只是生活的質量有所不同，衣食住行的標準有差別。無論什麼地方，普通人家能夠留下的餘錢，也就是寬裕感總是有限的。

中國人的生活品質這些年穩步上升，消費外國產品包括出國旅遊、子女留學等等，或者一定程度上大眾化了，或者成為中產家庭能夠得著的生活內容。中國人的生活真正“全球化”了。

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民生的根本性變化，給了我們的自尊全新的基礎，也讓大多數人的人生有了更加廣闊的舞臺。過去多數中國人的人生是圍著一個小圈子開展的，如今即使是最普通的勞動者，他們的求職人生半徑也可能很長，是跨地域的，另外他們參與的很可能是國際分工，這意味著擴大潛在擇業機會和提升勞動價值有了更多集體槓桿，只是我們作為個人未必能夠意識到它們。

今天這個日子，讓我們為共和國加油。這個國家的確是我們個人利益最外部的屏障，也是我們個人利益難以察覺的助推器。一位外交官10年前就說過，中國有很漫長的國境線，令人欣慰的是，整條國境線中方一側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經超過了邊境線另一側外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今天的情況只會是這種趨勢的加強版。

我們的國家還有很多不足，現代化程序任重道遠，社會公平建設也有共同富裕等大量課題需要繼續推進，我們有很多硬骨頭要啃。然而人活得越來越有尊嚴，這就是一個曲折前行並且一點點積累收穫的過程。驀然回首時能夠發現一個不斷前進的態勢，或許最重要。一個人是這樣，一個社會和國家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