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彭富春

當人們思考一個事物的時侯，就是追問事物的根據。我們採用的最一般的語言句式就是疑問句，即追問“為什麼”事物如此存在。“為什麼”也就是“為了什麼”。這裡的“什麼”也被表達為本質、原因、目的、本體等。因此思想的使命便是所謂的盤根問底、探本訪源，亦即人們所追求的透過現象看本質。哲學的本體論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形態。但作為對於本體的探討，本體論不僅是哲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而且是哲學思想的一般傾向，只要它宣稱自己揭示本體、追問事物的根據的話。包括了本體論在內的形而上學自身表明，它要探討事物之後的第一原因或者是最高的原因。這些原因是不同於形而下的形而上。而作為探討形而上的學問便成為了形而上學。

追問根據的意願表明：思想不僅要思考事物，而且要思考事物存在的根據。人們認為，重要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的根據。但不管根據具有何種形態，它也是一個事物。不過它使事物成為事物，因此具備特別的意義，是第一事物或者是根本的事物。儘管如此，根據並不是思考的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之外的另一個事物。當人們將根據作為事物本身的時候，無疑是一種錯誤的置換。雖然根據被揭示出來了，但事物本身卻遮蔽了。

思想對於事物及其根據關係的揭示主要藉助於邏輯的推理論證。推理是由一個以上的命題構成的，其中從某些命題可以推演出另外的命題出來。作為根據的命題就是前提，作為事物的命題就是結論。鑑於前提和結論之間的關係不同，推理一般分為演繹和歸納兩個型別。從一般命題推論出特殊命題是演繹推理，相反，從特殊命題推論出一般命題就是歸納推理。同時演繹推理由於從其前提可以必然地得出某種結論，因此是必然性的推理，而歸納推理由於從其前提不能必然地得出某種結論，因此是或然性的推理。

儘管演繹和歸納邏輯兩者論證的順序和結論的性質不同，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將事物本身的說明絕對地建基於根據之上。但這裡存在許多疑問。首先，作為根據的前提要麼是具有普遍性的公理，要麼是具有個別性的事例，它們自身是自明的，沒有被追問的。這也就是說，所謂的前提是沒有說明根據和建立根據的。其次，根據和事物之間的關係在根本上是同一性的，而不是差異性的。但問題不僅在於事物和根據的同一性，而且在於事物不同於根據的差異性。最後，一個事物雖然根據大前提和小前提得出了結論。但結論本身作為一個具體的事物究竟是如何顯示自身的，這卻完全被忽視和遺漏了。因此演繹和歸納邏輯在根本上只是指出了一個不同於事物自身的根據，而沒有揭示事物自身。

中國傳統思想當然具有一般思想的共性，也採用了演繹和歸納推理。但大多認為，中國思想具有不同於西方的獨特本性。它不是理性的和邏輯性的思維，而是經驗思維。如所謂的詩性智慧、形象思維、象思維、比喻等。其實，這種獨特性不過是特別發展了歸納推理中的類比方法。它從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類似性出發，由一事物的某種特性推論出另一事物的某種相似特性。人們慣於將天地與人類相比，同時將古人和今人相比。在這種類比的關聯中，天地是人類的根據，古人是今人的根據。由此中國思想發展了自然性思維和歷史性思維。

當人們究天人之際的時候，就設定了天人的類似，並由此將自然的特性賦予人類。如陽和陰是天與地的特性，但也是男與女的特性，又如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等。比起人類而言，自然具有一種無法超越的優先性。這也就是說，自然成為了人類的根據。它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存在。在天地人的結構中，天地亦即自然對於人具有絕對的規定性。人生天地間。人在天之下、地之上。因此天地是人存在的絕對界限。第二、思想。人首先從自然中思索出尺度，然後將此尺度給予人。第三、語言。漢字作為象形表意文字給漢語的文字表達的自然性以現實的基礎。在具體的文字中，人們首先描寫自然，然後描寫人，如同詩歌中的先寫景再抒情。

基於這種思維的自然性，中國的思想也發展了其歷史性的特徵。所謂歷史在此主要是就編年史的意義而言，而且突出地表現為歷代王朝的變遷。一種歷史性的思維並不在於對於歷史回憶的興趣，而在於將古人作為今人的根據。但古人之所以是今人的根據，是因為它們因循了天地自然之道。作為榜樣、典範、模本，古人為今人開闢了道路，今人不過是步古人後塵而已。於是在中國思想的等級序列中，首先是天地自然大道，然後便是所謂的聖人。當然聖人除了他的功德之外，就是他的言說。聖人之言最後成為了經典。因此毫不奇怪，所謂思想的歷史成為了注經的歷史，而注經自身則演變為歷史的敘述。

然而這種中國式的思維的合理性是值得懷疑的。一方面，作為根據的天地（自然）只是自然而然，沒有建立根據和說明根據。另一方面，人與天是各有差異的。與天相比，人甚至是特殊的。因此天與人的關係不具有一種必然的推論關係。自然不是人類，並無人類的特性。自然所具有的人類的特性，不過是人類將自己的觀點投射給它，將它擬人化。在此存在一個迴圈，人以自身的立場設定了自然，然後用自然作為自己的根據。此外，自然性思維重在自然，歷史性思維重在古人。由此與自然不同的人類、與古人不同的今人只是具有次要的意義。人本身的存在並沒有得到展示。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選自《論大道》，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