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桑德爾為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講席教授”之一。他的課程《公正——該如何做是好》在哈佛
極受歡迎，
在2009年被哈佛大學啟動的課程公開化專案首推。
本文節選自其著作《民主的不滿》，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曾紀茂 譯，劉訓練 校。
儘管諸如寬容、社會合作與相互尊重這樣的政治價值是重要的，但排除從實質性的道德和宗教信條中可能出現的與之競爭的價值，並不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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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墮胎的爭論
考慮到在墮胎道德上是否應該允許的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尋求懸置道德與宗教問題——也就是說，對它們保持中立——的政治解決似乎特別有說服力。但是對於政治目的而言，懸置爭議中的道德與宗教信條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何種信條是真的。如果天主教的信條是真的，如果人的生命在相關道德意義上確實開始於懷孕，那麼懸置人的生命開始於何時這樣的道德神學問題就比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對立的道德和宗教假設上遠為不合理。在相關的道德意義上，我們越是相信胚胎不同於嬰兒，我們就越有信心肯定一種懸置有關胚胎道德地位爭議的政治正義觀。
當代關於墮胎問題的爭論表明，即使政治的正義觀念也預設了它所要懸置的爭議的某一觀點。因為關於墮胎的爭論不僅是關於人的生命何時開始的爭論，也是關於為了政治目標而在該問題上抽離道德與宗教信條何以是合理的爭論。墮胎的反對者抵制從道德詞語向政治詞語轉移，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大多數觀點將會在這種轉移中喪失；最低綱領的自由主義所提供的中立領域對他們的宗教信念可能不那麼有利，而他們的對手則不存在這種情況。對於墮胎的辯護者來說，說可比性很少是成問題的；相信墮胎在道德上是允許的；與同意——為政治事件——婦女應該為自己自由地決定道德問題，二者之間差異很少。假如墮胎是錯誤的，那麼政治一致的道德代價要遠遠高於對墮胎僅僅予以允許。懸置相互競爭的道德與宗教觀點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部分地取決於這些觀點中哪個更可靠。
最低綱領的自由主義者可能回答說，對於婦女應該為自己自由地決定她們是否墮胎，寬容的政治價值和婦女平等的公民資格就是充分的理由；政府在關於人的生命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道德與宗教爭議中，不應該站在任何一邊。但如果天主教在胚胎的道德地位問題上是正確的，如果墮胎在道德上等同於謀殺，那麼寬容的政治價值與婦女平等儘管重要，但為什麼這些價值應該壓倒一切，就不清楚了。如果天主教的信條是正確的，那麼最低綱領的自由主義者支援政治價值優先性的理由必定會成為“正義戰爭理論”的例證；他將不得不證明，為什麼這些價值應該壓倒一切，哪怕要以每年150萬（胎兒）平民的生命為代價。
當然表明懸置人的生命何時開始的這一道德神學問題是不可能的，並不是要反對墮胎的權利。這只是要表明，支援墮胎權的理由對於隱含的道德與宗教爭議不可能是中立的。它必須介入而不是迴避有爭議的實質性道德和宗教信條。自由主義者往往抵制這種介入，因為這樣會侵犯“權利優先於善”的原則。尊重女性有權為自己決定是否墮胎的理由取決於如下的證明，即在相對較早階段流產胚胎與殺死嬰兒之間存在著相關的道德差異。
林肯―道格拉斯的爭論
為了政治一致而懸置有爭議的道德問題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與亞伯拉罕·林肯的爭論。既然人們註定在奴隸制是否合乎道德的問題上意見不一，道格拉斯就認為，聯邦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保持中立。他辯解說，人民主權的信條並不能確定奴隸制上是正確還是錯誤，不如把這個問題給這片領土上的人民自己去判斷。“不管是支援自由州還是蓄奴州，動用聯邦政府的權力推行全國”都將侵犯憲法的基本原則，並有引起內戰的危險。維持國家統一的唯一希望就是——不管同意還是不同意——懸置關於奴隸制的道德爭論並尊重“各州的權利，讓每個州自己決定這些問題”。
林肯反對道格拉斯的觀點而支援一種政治的正義觀。他主張，政策應該表達而不是迴避關於奴隸制的實質性道德判斷。儘管林肯不是廢奴主義者，但他認為政府應該把奴隸制作為道德上的錯誤來對待，並禁止它擴張到新闢領土上：“在這場論戰中，真正的問題——壓迫著每個人心靈的問題——是兩個階級中部分人的情操問題，一個階級的部分人把奴隸制看作錯誤的，而另一個階級的部分人則不認為它是錯誤的”。林肯和共和黨認為奴隸制是錯誤的，並堅持認為把奴隸制“當作錯誤來對待而把它作為錯誤來對待的辦法就是規定它不得再蔓延”。
無論他個人的道德觀點是什麼，道格拉斯聲稱，至少為了政治目標，在奴隸制問題上他是個不可知論者；他並不關心奴隸制是否會被人們“投票支援或者否決＂。林肯回答說，只有基於他視為罪惡的奴隸制不是道德上的罪惡這一假設，懸置奴隸制的道德問題才是合理的。提倡政治中立性的是“那些不認為奴隸制是錯誤的人，但沒有人可以合乎邏輯地說，他不關心一項錯誤在立法上是被透過還是被否決”。可林肯與道格拉斯之間的爭論首先不是關於奴隸制是否合乎道德的爭論．而是關於為了政治一致是否要懸置道德爭議的爭論。在這一方面，他們關於人民主權的爭論與當代關於墮胎權的爭論是類似的。當代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墮胎的道德性問題上政府不應該採取這種或那種的道德立場，而應該讓每個女性為自己決定這個問題。就像道格拉斯認為的那樣，國家政策不應該對奴隸制的道德問題採取這種或那種立場，而應該讓各個地區自己做出決定。當然，這兩場爭論也存在差異：在墮胎權這個問題上，那些懸置實質性道德問題的人通常讓個人自己選擇；而在奴隸制問題上，道格拉斯的懸置方式是把選擇權留給各個州。
林肯在反對道格拉斯時提出的論證，是一項關於懸置本身的論證，至少在重大的道德問題面臨考驗之時是如此。林肯的核心觀點是道格拉斯為之辯護的政治正義觀，取決於它對所要懸置的實質性道德問題的具體回答。即使社會合作面臨可能發生內戰這一如此可怕的威脅，追求政治中立性也是既沒有道德合理性，也沒有政治合理性。就像林肯在與道格拉斯的最後爭論中所總結的：“著手建立一個基於不關心每個人最為關心之事的政策體系，這難道不是一項錯誤的政治才能嗎？”
當今的自由主義者當然會抵制道格拉斯一夥的觀點，並且大概會基於奴隸制侵犯了人權的緣故而希望國家政策反對奴隸制。但值得懷疑的是，被認為是一種政治正義觀的自由主義，能否不違犯它所責難的訴諸整全性道德理想的做法而提出該主張（反對奴隸制）。例如一位康德式自由主義者可以在未能把人自身作為目的來對待的基礎上翻丟奴隸制。但是，這一論點依賴康德式的人的觀點，它不適用於最低綱領的自由主義。19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美國廢奴主義者反對奴隸制的觀點也是如此（不適用於最低綱領的自由主義），他們強調奴隸制的罪惡，並用宗教的措辭提出他們反對的理由。
關於墮胎和奴隸制的爭論表明政治的正義觀念有時必須預設它所要懸置的道德和宗教問題的回答。至少在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面臨考驗的時候，把政治法律和實質性道德判斷分離開來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在不涉及我們的道德與宗教信念就能夠進行政治爭論的情況下，這樣做也並不總是可取的。為了政治一致而試圖從公共領域中懸置我們的道德與宗教論證可能會導致政治話語的貧乏化，並侵蝕自治所必需的道德與公民資源。
在我們當前的公共生活中這一傾向明晰可見。除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這些引人注目的例外之外，我們近幾十年的政治話語反映了自由主義的方案：政府應該在道德與宗教問題上保持中立，政策及法律事務應該在不援引任何特定良善生活觀念的基礎上進行爭論與決定。但是，我們開始發現徹底懸置道德與宗教的政治，很快就會讓人不再抱有幻想，程式共和國不可能產生生機勃勃的民主生活所具有的道德能量，它導致了道德空虛，從而為狹隘的、不寬容的道德說教敞開了大門；而且，它也未能培育公民共享自治所需要的那些品質。
在以下各章，我將試圖表明，程式共和國的自由主義提供了我們據以生活的公共哲學，儘管它在哲學上存在缺失，但它卻是最徹底地體現在我們實踐與制度中的理論現在人們可能會認為程式共和國的存在作為一種持續的實踐使得哲學上的各種反對意見停歇了下來。如果中立的國家不必訴諸超越社會契約的共同體情感而能成功地維護其權利框架，如果它的成員不把自己看作不管贊成與否都是公民責任的承擔者而能發揮他們作為自由公民的主體性（agency），那麼，抽象地擔心共同體與自治寬容與道德判斷，看來最好也是不得要領的。要麼這些批評是錯誤的，要麼自由主義的政治能夠充分地獨立於理論，不受其哲學上的虛弱之害而繼續前行。
但是，自由主義作為實踐的流行並不能否證其作為理論的貧乏。相反，哲學上的錯誤會在實踐中表露出來。當代美國自由主義民主的困境凸顯了它理想內部的緊張。自由主義的實踐遠不能證明自由主義政治的自足，它印證了其哲學預示的問題：程式共和國不能維護它所承諾的自由，因為它不能維持自由所需要的那種政治共同體和公民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