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刑懲治貪官汙吏是宋朝法制的傳統。南宋初年，雖然政局動盪、戰亂不斷，但依然延續了這一傳統，作為整頓吏治、穩定政權的一個重要方面。

宋高宗趙構登基即位不久的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時任御史中丞的許景衡就向他提出十條建議，指出了“奸贓未逐而貪墨滋多”等問題，宋高宗感嘆道：“真今日之急務。”並於次年二月下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抵死者，籍其貲。”而上級官員對下級失察、以及監司（轉運司、提刑司等）對州縣官吏失察的，“併科違制之罪”，而且不得因離職而免責。

由於宋朝自建立以來就確立了優待官員士大夫的原則，因此對官吏犯贓罪的處罰雖嚴，但很少真正適用死刑，往往是以貶官流放來代替，連刺配之刑也很少用。這固然是顧及了官吏的“體面”，但也使得懲治貪官的威懾力大打折扣。因此，在政局剛剛穩定下來的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建議“姑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宋高宗採納了這一建議，並針對“三省、樞密院、六曹、百司人吏，自軍興以來，全無忌憚，請託受賕，弊端不可概舉”的現狀，於同年八月下令：“自今官吏犯贓，雖未加誅戮，若杖脊、流配，不可貸也。”

當時影響最大的一起案件，就是發生在紹興三年（1133年）七月的廣州通判韓僖貪贓案。案發後，廣東提刑司對韓僖進行了審訊，韓僖的兒子韓惇胄派人到京城臨安，控告轉運司判官章傑與韓僖有深仇，藉此公報私仇，請求將此案移司別勘。宋高宗命江西提刑使丁彬委派南安軍通判時益去審理此案。由於韓僖與宰相呂頤浩的兒子呂抗關係很好，呂頤浩自然袒護韓僖，因此時益反過來彈劾章傑，而章傑則指責時益“觀望用情”。於是又命丁彬另派官員，並要求“毋得觀望，徇情滅裂”。丁彬又派虔州通判周文虎去審理，並指示他對韓僖從輕發落。但周文虎是個“有守之士”，不願徇情枉法，結果怏怏成疾，半道而亡。而朝廷官員對此案也紛紛上書，認為“貪贓之吏相習成風，害政殘民，蓋非一日”，要求嚴查。恰巧此時呂頤浩被罷免了宰相職務，於是御史臺官員又提出要徹查此案。最終丁彬被免去了提刑使之職，時益被罷官，而韓僖也死於獄中。

從這一案件的處理來看，儘管韓僖有當朝宰相替他幫忙，但並未能阻止對他的處理。由此也可見對貪官贓吏處理的力度還是很大的。當時對貪官贓吏如何處理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要不要適用死刑，二是是否實行黥面刺配。關於要不要適用死刑，紹興元年（1131年）就有官員上書，“請贓吏當死者勿貸”，但宋高宗認為：“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贓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豈忍遽置搢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而對於是否要真的實行黥面刺配，在實踐中也產生分歧。

如前所述，建炎四年（1130年）汪藻提出的對貪官“姑擇其一二大者真決黥配，以戒其餘”的建議被宋高宗採納，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又大打折扣。紹興三年（1133年）三月，潭州通判張掞“下吏計贓抵死”，但因為他是孟太后的親戚，因而免編配，送韶州收管；東流縣知縣王鮪坐贓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贓吏罕復黥配矣”。同年十一月，又令相關部門對此進行討論，對“所劾贓吏，擇最重者一人，用祖宗故事決之”，施以黥面刺配之刑。

紹興四年（1134年）九月，原華亭縣知縣呂應問與原貴池縣丞黃大本貪贓先後案發，呂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之後幾起貪贓案也都適用了黥面刺配之刑。但兩年後的紹興六年（1136年），權中書舍人呂本中上書認為，“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不僅有損士大夫的顏面，而且阻斷了他們悔過自新之路，而且這一做法一旦擴大化，“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直言”，請求停止對貪官適用黥面刺配。次年中書省也建言，認為這是特別處理手段，不能“引為常例”，於是宋高宗下詔對此類案件“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贓吏不復黥配矣”。

然而，自紹興八年（1138年）秦檜當政後，嚴刑懲治貪官的制度也遭到廢弛，不僅貪官橫行，而且懲治貪官也成為打擊政敵的手段。建康知府王循友曾經處罰過秦檜的族人，秦檜對此懷恨在心，指使大理寺以“盜取官錢，受所部乞取金銀”等罪名，判他免死送藤州安置，家人也連帶受到處罰。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秦檜死後不久，新任監察御史何溥在覲見宋高宗時，直言“州縣之間，貪吏為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訶，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為此，宋高宗開始“撥亂反正”，一大批貪官遭到了處罰，特別是那些投靠秦檜、倚仗權勢的官員都受到了嚴懲。就在秦檜死後的次年，即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就多次下詔，稱“贓罪害及眾，不可不治”，並說“贓吏最為民害，今後須盡追贓物，不然自謂雖得罪，猶不失為富人，無所憚也”，由此確立了對貪官追贓的制度。此外，還專門要求“有司檢坐祖宗朝行遣贓吏條法，下諸路先行戒諭，使之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