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古代的封建集權制，從秦漢以來都是以皇權為中心，而還有一人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就是宰相。宰相有著輔佐天子總領百官，平庶政治等職權，對於這個位高權重的官位，歷代帝王都是花費了莫大心思，對其加以利用與控制。歷代帝王都無法勝任，既是國家首腦又是政務首腦的任務，所以在制度上放權給宰相，但又對宰相設立了種種限制。明代建立之初，隨著君權的逐漸鞏固，權力慾“爆棚”，又猜疑多忌的朱元璋，感到相權對自己的威脅，遂透過一系列手段罷黜了宰相這一職位。如此一來朱元璋身上的擔子越來越重難以應付，於是內閣制應運而生，掌握的權利也逐漸向相權靠攏。這並不是朱元璋的初衷，也會妨礙皇帝專權的需要，因此在內閣權力加重的同時，與之抗衡的宦官勢力開始出現，並且在明代幾度出現了專權的局面。
為制約內閣力捧宦官勢力
明代宦官勢力的出現，有著多種原因，雖然朱元璋曾定下規矩，嚴令宦官干政，但隨著內閣權力的加重，成祖朱棣開始制約這種勢力的發展，但是那時的皇帝處理政務，已經離不開大學士了。於是朱棣尋找另一種勢力，用於扼制內閣勢力的膨脹，達到鞏固皇權的作用。如果這種勢力選自外廷，又會造成黨爭，或者君輕臣重的局面，朱棣想到“靖難之役”中，為自己出了大力的宦官，開始對宦官委以重任，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皇權的集中，扼制內閣勢力的獨大發展。不過在永樂一朝，內閣的任務也僅僅是參與政務，批閱奏章文書而已，而宦官則沒有權力上的明確規定，但他們步步納入了一種平衡機制中，宦官與內閣兩股勢力，在成祖到英宗初期，一直處於互相制衡的平衡階段。
明朝內閣與司禮監權力的發展
仁宗繼位後命楊士奇等閣臣俱掌內製，內閣開始有了起草詔令的職責。到了宣宗一朝，內閣權力進一步加重，英宗年幼繼位無法親政，內閣“三楊”元老輔政，開創“票擬”制度審閱奏章，內閣的權利達到了頂峰，雖然沒有宰相的名頭，但已經有了宰相的權力。到了宣宗時期，宦官再次被重用，其中司禮監成為直接與內閣抗衡的機構，當時規定司禮監設有提督、掌印太監各一員，其下還有數名秉筆太監。掌印太監掌管內外奏章，以及御前勘合，秉筆太監掌管奏章文書，在內閣票擬之後批紅。在內閣權力加重的同時，宦官的權力也隨之升高，一度被稱為內相。司禮監的太監必須要懂文墨，否則無法勝任，所以宣宗設下內書堂，命內閣學士充當老師教育宦官，可見宣宗的用心良苦。
內閣與司禮監權力此消彼長
從明代的制度上能看出，內閣與司禮監並沒有形成獨立的相權，而是被皇帝分為互相協同制約的兩個部分，成為皇權集中的兩個砝碼。即使皇帝是無能之輩，也無法改變這種平衡機制，皇權的集中也能得到保證，皇帝深居大內，卻能統治天下，這都歸功於此項平衡機制。皇帝欲用司禮監來制約內閣，那麼相反司禮監也該受到內閣的限制，這樣一來二者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衝突。這時候皇帝的態度，就成了二者誰能佔據上風的關鍵因素，閣權與宦權出現頻繁的交替現象，在世宗一朝尤甚。世宗之前內閣有“三楊”、李賢、楊廷和、嚴嵩等，掌有大權的內閣權臣，司禮監有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等權宦。閣臣掌管大權，都是在皇帝年幼，以及宦官勢力最弱之時，而宦官專權的出現，都是在皇帝年長，疏懶政事又在內閣無作為之時。
內閣和司禮監的衝突與鬥爭
例如英宗年少繼位，狡黠的王振深受寵信掌管司禮監，並大肆迫害大臣。於是太皇太后委任內閣，王振忌憚“三楊”開始收斂惡行，等到太皇太后與內閣權臣死得死老的老以後，王振的權利便無可制約了。到土木堡之變前夕，王振的勢力達到頂峰，但也是因為此事，王振被天下人不容，自己與黨羽都被殺死。景帝繼位後宦官的勢力下降，閣臣的權力隨之升高，但是英宗復辟之後，重用擁立其復位的宦官曹吉祥，宦官的勢力又開始重新崛起。接著曹吉祥被殺憲宗繼位，汪直因受萬貴妃寵信，遷升為司禮太監，他設下西廠屢興大獄。後來也是因為失寵於憲宗，汪直被貶司禮監的權利開始下降。此後的孝宗到武宗期間，閣權與宦權也是如此此消彼長，都是賴與平衡機制的作用，他們在衝突之時，始終沒有出現廢立皇帝的局面，相反他們超出皇權的控制範圍後，都會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雙方由衝突向合作發展
在明代內閣與司禮監衝突之時，大部分是司禮監佔據上風，畢竟司禮監的設立，就是用來制約內閣的。因此內閣為了生存和發展，在司禮監勢力強盛之時，不得不與之周旋妥協，這是內閣大學士的無奈選擇。而司禮監也嚐到了與內閣合作的甜頭，雙方從被動妥協，發展到了主動聯盟的地步，聯合在一起對抗皇權。例如神宗幼年即位，張居正與馮保的聯盟體，就是大勢所趨。神宗繼位後命高拱為首輔，高拱曾得到宦官陳洪的幫助，隆慶元年司禮監掌印太監出缺，本該馮保遞補，但高拱為了報恩推薦了陳洪。而且在陳洪被罷免後，高拱又推薦了孟衝，此舉引起了馮保的怨恨。後來馮保在穆宗去世後，聯合皇后與李貴妃，終於拿下了司禮監掌印太監的職位。馮保深知不除高拱，自己的官位就坐不穩，同時內閣首輔的爭奪也進入白熱化階段，這促成了張居正與馮保的聯盟，最後雙方各自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張、馮聯盟必定為統治者不容
張居正與馮保的聯盟，為當時的緊張局勢，起到了一定的緩和作用，但這畢竟影響到了皇權的集中，長期下去必定為統治者所不容。對張居正與馮保而言，這種聯盟也是為了爭奪權利，並沒有特別牢固的感情，因此在神宗長大之後，開始著手瓦解這一政治聯盟，最後張居正死後被清算，馮保也被放逐到南京因病而死。事實上這個聯盟雖然被瓦解，但統治的危機卻進一步增大，更大的衝突隨之而來，加了明朝的滅亡。張居正與馮保的強強聯合，神宗幼年固然落得省事，很多政事有了二人自己不需要去費心。但神宗長大之後，深深體會到了皇權的失落感，從而拆散了這個聯盟，也是由於此事，神宗對內閣產生厭惡從而消極怠政，一心鑽進錢眼裡，對各地派遣大批的稅使礦監，以此貪婪斂財，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
崇禎打壓宦官除掉魏忠賢
到了神宗後期，外廷的大臣們因為利害關係不一致，分成了三黨與東林黨兩派。天啟初年東林黨掌握了內閣與外廷的大權，但因為黨見過深，給了魏忠賢可乘之機，使得東林黨中的內閣首輔劉一燝，與葉向高、朱國楨紛紛敗退，魏忠賢獨佔了司禮監總攬大權，專權了整整七年之久。但在那時平衡機制仍在發揮著一定的作用，魏忠賢再強也沒有廢立皇帝的實力。崇禎上位之後，以雷霆手段除掉了魏忠賢及其閹黨。但明朝發展到崇禎時期，封建專制帶來的種種弊端積重難返，已經不是明初期皇帝那樣易於解決了。特色的平衡機制也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天啟皇帝差點“玩砸了”，被後世貼上了亡國之君的“標籤”，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對於崇禎皇帝而言，他繼位後一手推動操控了，明朝最大的一次內閣與司禮監的衝突，雖然最後穩定了局勢，但這是都是暫時的，此後的內閣與司禮監也發生了幾次爭鬥。
崇禎玩砸平衡術導致明朝滅亡
事實上崇禎皇帝雖能掌控內閣與司禮監，但如何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才是關鍵問題。崇禎一朝內閣大學士更換如流水，總共有五十個人在此位置上“流過”，這是歷代少見的事。縱是如此崇禎還不滿意，曾感嘆說：“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是亡國之臣矣”。崇禎不僅折騰內閣，對宦官的態度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由於當初不信任魏忠賢，對宦官進行強大打擊，後來又大力寵信任用了很多宦官，使得內閣與司禮監的平衡徹底失控。在李自成攻進帝都，開啟城門的人竟然是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可見崇禎玩砸了這種平衡術，最終落得煤山自縊的悽慘下場，明朝276年的國祚也隨之終結。
尾聲
上述就是明朝政局主體的演變情況，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廢黜宰相職位，將其權力一分為二，歸於內閣與司禮監。二者互相制約限制，有衝突也有過聯盟，不過最後還是以衝突的形勢，跟隨明朝走進歷史的塵埃之中。關於明朝的滅亡原因，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但明朝最後幾任皇帝，並沒有付出精力，去解決統治集團內部的利害衝突問題，也不能牢牢控制住內閣與司禮監。自詡明君的崇禎帝，偏偏是個信奉“重病需猛藥”，剛愎自用的君王，玩砸了平衡術，以致於統治集團徹底“亂了套”。這也說明了，明朝的歷史已經偏離了原有軌道，這列龐然大物“列車”，註定會開往墳墓，這也是必然的事了。
【參考資料：《明史》，《論明代皇權的重構、困境與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