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上興起了翻案風，比如發掘那些早已蓋棺定論的奸臣李林甫、秦檜之流，聲稱他們是國之棟樑、中流砥柱等等。對與李林甫，甚至有人認為是他創造了開元盛世。

打下開元盛世的，是李隆基以及前期的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等等宰相，基本上跟李林甫沒什麼關係。李林甫的功勞不是對大唐，而是對李隆基個人。

因此，即使李林甫養成了安史之亂，李隆基也不會恨他，因為倆人壓根就是同穿一條褲子的。（對李林甫恨之入骨，甚至想挫骨揚灰的，是李隆基的兒子、唐肅宗李亨）

我們先看看所謂的開元盛世是怎麼出現的。

說到李隆基，估計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楊貴妃、安史之亂，不過在前期，他在治國方面確實挺有兩把刷子。

在李隆基即位的時候，大唐王朝其實是一個爛攤子。武則天在位晚期直至唐中宗期間，高強度的政治內耗所造成的惡果已經蔓延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初唐的諫官制度早已形同虛設，朝廷決策層宰相眾多、政令混亂；吏治腐敗，所謂的“斜封官”（可以理解為走門後、非正式任命的官員）多如牛毛，貪腐現象嚴重；

由於統治集團日益奢靡、土地兼併惡化，再加上佛教過於盛行，大唐的經濟體系已經危機重重，在武則天晚年時，就已出現了“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的情況；

對外也不安定，府兵制瀕臨崩潰，在初唐被征服的突厥再度崛起，後突厥國雄踞草原，契丹族也不斷襲擾邊境。

而李隆基透過政變掌握權力後，隨即在各領域推行改革，逐漸扭轉了上述局面。

治國先治官，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的李隆基在整頓吏治方面很值得稱道。

首先，任人唯賢，選用良相。

根據不同時期的客觀需要，李隆基先後啟用姚崇、宋璟、張嘉貞、張九齡、韓休等名臣為宰相，這些人雖然特點各異、各有所長，但大體都是實幹家，不乏為人耿直、一心為公之人。以韓休為例，此人性格極為剛烈，李隆基有一點小錯都會被其直言勸諫；據稱自他當上宰相後，李隆基就沒開心過，以至於日漸消瘦。

身邊人勸李隆基把韓休給罷免了，但他卻表示自己任用韓休是為了朝廷社稷著想：“吾貌雖瘦，但天下必肥”，這種覺悟實屬難得。

其次，提高門檻，精簡隊伍。

開元三年（715年）李隆基就公開昭告天下：“官不濫升，才不虛受，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即要嚴格管控官員隊伍。

針對以往宰相隊伍龐大臃腫、名號繁雜等弊端，李隆基把同一時期的宰相數量限定為兩到三人，而且每隔數年就加以更換，既能避免形成固定的利益團體，也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調整更吻合的執政人選；

同時，在這期間，唐朝宰相只能從中書省、門下省中產生，原本位居宰相之列的尚書省長官被剝奪相權，成了純粹的政務執行機構，三省六部制越發完善；

裁汰亢員、精簡機構，武則天、唐中宗時期的數千名員外官、試官、斜封官全部撤銷，既節省了開支，又提高了官員隊伍的質量；

恢復唐太宗時期諫官、史官參與宰相議事的制度（“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為鼓勵宰相們秉公執政提供了制度保證；

頒佈《整飭吏治詔》，加強了對官員的考核，極大改善了地方官吏貪贓枉法的現象，確保了李隆基各項改革政策的推行。

在經濟方面，要富國、先富民。李隆基於開元十二年下詔：“食為人天，富而後教”，意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強調對老百姓物質生活的重視；甚至在天寶年間他也曾下詔：“將欲富國者，必先利民”。

為此，每隔幾年，李隆基就下令各級官員善待孤寡、輕徭薄役、興修水利，如此持續地重視發展經濟和民生，在封建歷史上極為少見，這就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一景象出現的原因。

在軍事、文化方面我們就更加熟悉了，李隆基時期大唐全方位擴張，打擊突厥、壓制強盛一時的吐蕃、控制契丹，丟失多年的西域再度回到掌控之下，促進了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在文化領域，任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負責組織蒐集、整理、編修書籍；在長安、洛陽設立集書院，彙集全國精英學者，為盛唐文化學術的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氛圍，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正是在這一期間得到了大展拳腳的舞臺。

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每個領域都大有可觀，這就是開元盛世的魅力，也是李隆基治國能力的體現。

但人不是機器，輝煌的治國成績，逐漸讓李隆基產生了自滿心理、滋生了享受的需求，畢竟讓一個人一直保持“吾貌雖瘦，但天下必肥”的覺悟確實不怎麼現實。而李林甫的出現，則起到了“幫兇、催化”的作用。

對於李林甫其人的功過以及執政措施，本文不過多贅述，只重點聊聊他在大唐政壇中的角色、為什麼會受到重用，以及他是如何一步步把強盛的唐王朝引向毀滅的。

跟開元年間那些主要出身科舉的宰相們不同，李林甫是“恩蔭出身”，也就是拼爹才當上官的（曾祖是李淵堂弟、長平肅王李叔良），不過這一途徑在那時屬於合法範疇。

但相對於正兒八經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員，李林甫這波人的文學能力那可就差得遠了，因此也沒少受人鄙視。但他在同為官二代的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攜下，慢慢當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之所以進入核心政治圈，在於他攀上了後宮。當時，武惠妃正受李隆基的寵信，史稱“寵傾後宮”。李林甫主動貼上去，表示願意竭盡全力幫助武惠妃的兒子——壽王李瑁當上太子，因此逐漸被對方視為親信。

在武惠妃、高力士、韓休的幫助下，公元734年，李林甫官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也就是成了宰相，沒多久還兼任了兵部尚書一職。此時跟他一共擔任宰相的，是舉止優雅、風度不凡、才華橫溢、為人忠直的一代名相張九齡。

當初，“恩蔭出身”的宇文融跟出身科舉的宰相張說是對手，如今，繼承這一對抗格局的是李林甫和張九齡。李林甫雖然文化水平、品德情操不怎麼地，但在玩弄權術、揣摩人心、投機鑽營方面，遠遠碾壓科舉渠道出身的張九齡。

而李林甫執政的核心宗旨，就是充分發揮自己“口蜜腹劍”的特技，排擠那些出身科舉系統的官僚。《舊唐書·李林甫列傳》稱，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

比如李隆基曾經“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就是徵集那些有才藝計程車人們進京面聖、供李隆基挑選；但李林甫做賊心虛，怕這些人對皇帝投訴自己的不是（他平日裡乾的壞事確實太多），竟然略施小計，讓所有人都沒中選：“無一中程者”。

而對於朝堂裡確實有真才實幹、名聲威望的官員，李林甫則無所不用其極的予以離間排斥，最典型的就是張九齡。而李林甫的著力點，就是利用李隆基對皇權的維護、對相權的警惕。

改立太子一事就是突破點。公元735年，武惠妃寵傾後宮，李瑁等人也子憑母貴；而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等人則因母親失寵口有怨言，因此武惠妃一黨趁機推動改立太子。

當時李隆基本人已經動了改儲的念頭，身為武氏一黨的李林甫自然“善刺上意”、主動迎合；而信奉儒家之道的張九齡則公忠體國、極力“切諫”。在李林甫的攛掇、煽風點火下，屢屢違背聖意的張九齡終於被貶退，而李林甫則因為跟皇帝站在一邊而隨之“恩寵莫比”。

公元737年，太子李瑛等三人被賜死，李林甫卻因“功”被封為晉國公，並在下一年兼領隴右、河西節度使。公元739年，他進一步兼任吏部尚書，負責文武官員的選拔，也就是說，從此掌握了大唐官員的升降、褒貶大權。

從此，李林甫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持續保持對科舉出身官員的壓制，一舉改變了開元初年以來由文人把持朝政的狀態，這自然是其個人私心所致，但根本上是因為迎合了李隆基打壓相權、提防朝廷內外形成利益集團的心理。

以廢立太子為例，張九齡從國家穩定的客觀需求、儒家秉承的政治立場出發，堅持對李隆基進行勸諫，從而觸犯了對方，讓其認為是文官群體在挑戰皇權；

李林甫則完全相反，他在表面上處處主張尊重皇帝的個人意志，利用“君主獨裁、天經地義”為武器，狐假虎威似的去壓制出身科舉系統的官員。

在李隆基看來，相對於屢屢跟自己對著幹的張九齡等人，聽話、執行力強的李林甫實在是太讓人省心了。於是從此之後，李林甫的地位越發不可動搖。

但從本質上而言，李隆基無節制的擴張皇權，卻因此被李林甫利用，最終形成了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政策，直接顛覆了曾經繁盛無比的大唐王朝。

這一點，從安祿山等人受到重用的過程可見一斑。

有唐朝以來，唐軍的邊將大都是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表現突出的還可以入朝為宰相。那些胡人出身的名將即使再優秀，也只是擔任副職而已。

李林甫主政後，為了杜絕文人出將入相的道路，主張重用藩將為節度使（胡人一般文化水平低，不可能擔任宰相）。他的理由是：“文人怯懦，而胡人善戰；而且文人拉幫結派，胡人出身低賤、孤立無援，陛下稍加籠絡，就能讓他們為您賣命。”

後面一句話成功打工了李隆基，畢竟不久前他還廢掉了與太子李亨關係密切的名將王忠嗣、皇甫惟明（當然有李林甫從中推波助瀾的因素）。於是，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少數民族將領陸續替代以往出自科舉的漢人將領，成了大唐的各路節度使。

最終他倆玩脫了，以安祿山為代表的藩將並不是他們想象中那麼單純、容易掌控；李隆基違反常理的恩寵，不僅沒有讓安祿山死心塌地效忠，反而進一步激起了對方的野心和慾望，安史之亂的爆發，徹底毀滅了李隆基和一眾名臣創造的開元盛世，唐王朝從此走上了下坡路，苟延殘喘直至滅亡。

同一個皇帝，前半生創造了史上少見的文治武功，後半生卻把自己一手建立起的盛世送進了深淵，2000年中，李隆基獨此一份。但客觀而言這也不能怪他，在封建帝制下，任何人都不可能數十年如一日剋制慾望、自我壓制皇權，這是人性的缺陷，更是人治制度難以對抗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