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基因、戰事和軍事實踐因素的綜合作用，讓杜甫對戰爭有著與眾不同的認識，可是他的軍事思想到底有多高明？
不拓疆制侵凌
老杜對戰爭目的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比如有一首名詩——《前出塞九首》，他在詩中寫過這樣兩句：
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
杜甫認為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制止敵人的“侵凌”，而不在於“殺傷”人的多少。既然戰爭的目的是如此，那麼凡是正義的戰爭都應給以支援；凡是侵略性的戰爭都應該給予堅決反對。
即使是本國政府發動的戰爭，他也不是站在天朝的角度一味地唱讚歌，不像有些人站在寒冬裡唱暖陽高照，嘴巴難道不凍得哆嗦嗎？
比如《兵車行》開頭幾句：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這首詩就是杜甫嚴厲譴責了唐玄宗對南詔發動的不義戰爭。《資治通鑑》記載：“天寶十載四月，劍南節度使
鮮于仲通
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在征討南詔失敗的情況下，楊國忠仍然在兩京地區和黃河南北招募士兵再次征伐，但是，百姓之間相互傳言南詔地區多瘴氣，去打仗就是送死，所以很多人不肯去應召當兵，面對兵源的大量缺失，楊國忠採用了最卑劣的手段，他派遣御史分道捕人，鐵鏈枷鎖捆綁到軍所。於是百姓怨聲載道，所到之處哭聲振野。
所以說杜甫的對戰爭的目的意識十分明確，而對於戰爭的手段，杜甫則認為應該抓住主要矛盾和解決主要問題，就如同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一樣。
格局大策略高
有軍事意識的人，還必須懂得戰爭的策略：大到整個戰略局勢的指揮，小到一個具體的戰例，都必須做到全域性在胸、瞭如指掌。
杜甫在一篇散文《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中，充分體現了他高超的戰略意識。
文章開篇即對官軍未及時組織進攻委婉地提出了非議，757年，安慶緒敗走相州，此時正是一舉殲敵的大好時機，但肅宗的主要精力卻並未放在剿滅殘賊上，而忙於懲戒偽官、迎接上皇、大赦天下、封賞功臣。而此時的安慶緒在喘息之餘積極發展力量，準備東山再起。杜甫正是認識到了形勢的緊迫性所以才上表為謀，希望朝廷早日進軍。
但最令杜甫擔憂的並不是固守一隅的安慶緒，而是降唐不久，坐擁十三郡的史思明。文中寫道：
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
。事實上，史思明反意早現，史思明曾經公開上書，說如果朝廷不殺李光弼，他就要引太原兵去親自誅殺李光弼。但是這封奏摺並沒有引起唐廷的注意與防範，以致在758年，唐朝派遣九節度使合圍安慶緒時，這柄懸著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突然而降，大敗唐軍。而杜甫卻清醒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欲滅慶緒，必討思明，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在《圖狀》呈遞上兩個月後，朝廷即下詔旨，諭令九節度使合圍安慶緒。最為精彩的是朝廷任命的九路節度使中有七位節度使都在杜甫的出兵建議內，儘管出兵的具體路線與《圖狀》有所不同，但至少說明杜甫軍事戰略格局，絕非信口而大語。
再如“安史之亂”如火如荼地爆發後，唐肅宗為了迅速平定內亂，決定向回紇借兵。而借兵的條件是：平叛勝利後，土地迴歸唐朝，財物歸回紇所有。
對唐肅宗的這種勞民傷財、飲鴆止渴的“借兵”政策，杜甫在《留花門》一詩中給予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
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
……
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這詩中的“花門”指花門堡，其地在今內蒙古北花門山堡。回紇經常駐兵於此，因而唐人常常以“花門”作回紇的代稱。
回紇的天性兇殘、貪婪，在長安和洛陽兩京收復後，回紇的部隊所到之處，無不搶掠財物、姦淫燒殺，其所犯罪行與安祿山的叛軍行徑完全如出一轍。這就是“借兵”政策的必然下場！然而“借兵”政策的危害還不僅僅於此，還有比這更嚴重的事情時有發生。
唐代宗曾派太子李適（後來的唐德宗）迎回紇的“可汗”於黃河北岸。回紇可汗要求李適以兒臣禮節參見，李適拒不從命。可汗惱羞成怒把李適的隨從將領各捶一百，有些人被當場斃命，堂堂大唐王朝的使者受到如此嚴重的奇恥大辱，因此杜甫以滿腔難以遏制的憤怒心情又寫下了《遣憤》詩：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
自從收帝裡，誰復總戎機?
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
莫令鞭血地，再溼漢臣衣！
詩中的“論功未盡歸”是指平叛結束後，根據原先協議回紇兵應無條件地退回去。但回紇的太子葉護建議：讓回紇的部隊留在沙苑（今陝西大荔縣南），昏聵的唐肅宗竟然予以完全同意。杜甫認為如果讓回紇的部隊留在大唐的疆域上，從軍事上講無異於養癰遺患、後患無窮。因而《遣憤》詩的“憤”它所包含的深刻含義有：
第一、向回紇借兵是戰略的錯誤；
第二、讓回紇的部隊留下不走是戰術的錯誤；
第三、回紇兵兇狠殘暴如蜂蠆懷毒，朝廷應震雷霆之怒而防止之。
第四、每年都要賠償回紇絲帛幾十萬匹，國家府庫早已為之空竭，這種遺害千年的“借兵”政策不早日結束還更待何時呢？
杜甫目睹朝廷戰略、戰術的一錯再錯，再看人民所遭受的苦難和國庫的空竭，椎心泣血也不足以表達出他的憤恨。
諷和親批將領
唐王朝利用驅狼趕虎之計策，可是虎走了，狼又來了，回紇在國內燒殺搶掠，朝廷一看到實在不行的時候，他們又想出了一個“和親”的政策。對“和親”政策，杜甫在《警急》一詩中對其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抨擊：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
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
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在這首詩中，杜甫一針見血指出“和親”的政策是一種“計拙”到極點的愚蠢政策。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種政策的最終結果你看“青海今誰得”呢？不是漢人，而是“西戎實飽飛”，飽飛的意思是指慾望得到滿足即離去，不能長久歸心。
同樣杜甫在《詠懷古蹟五首》的第三首詩中，還借詠王昭君遠嫁異域的故事，同樣對“和親”政策提出了批評，這首詩歌大家應該很熟悉了，高中課本要求全篇背誦：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杜甫這首詩借王昭君的故事，批判了漢元帝的昏聵胡塗，只憑圖畫來辨識人的美醜，致使王昭君遠嫁匈奴，客死異鄉。全詩除了深沉寄寓著杜甫個人像王昭君一樣不為朝廷所重用以致長期漂泊西南的怨恨之外，它同樣說明：“和親”給王昭君帶來什麼呢？除了老死沙漠地區之外，還有的就是“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漢代的“和親”政策是如此，唐代的“和親”政策又會有什麼好結果呢？
老杜除了反對和政策能看出他的軍事思想，對唐王朝諸將領的批評同樣可以充分體現出杜甫的“軍事意識”思想。比如對哥舒翰的批評：
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哥舒翰好飲酒，頗恣聲色。他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不斷加封他為鴻臚外卿、御史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哥舒翰最“出名”的地方就在於安祿山反叛後，叫他帶兵20萬固守陝西省潼關，潼關是東都洛陽通向長安的咽喉之處，但他卻全軍覆沒，遂使墜入黃河被淹死計程車兵多達數萬人，真是“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哥舒翰為什麼會全軍覆沒呢？除了楊國忠的暗中掣肘之外，主要是他驕橫自滿、麻痺輕敵。所以杜甫痛徹肺腑地說：“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驕兵必敗，這是自古以來無數戰爭、戰例的經驗總結。
杜甫對哥舒翰的批評，一方面表現了他對廣大死難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則是從軍事上告誡其他邊防將領：前車之鑑，後車之覆——千萬不要麻痺大意，再成為歷史上的第二個哥舒翰了！
無論什麼人，只要老杜看到這個人的缺點，他一定會揭露出來，無論這人是將軍，還是當朝宰相。
公元756年宰相房綰在唐肅宗面前“自請將兵收復京都，肅宗許之”，其實這房綰是一介書生，他哪裡會打仗，他要收復長安，這話聽著豪氣干雲，可是實際操作起來就是狼狽不堪了。
十月，房綰率領大軍與安祿山的叛軍在咸陽一帶遭遇，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大戰在即，房綰信心十足，他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到了秘密武器上：兩千輛牛車。牛車周圍還佈置了一些騎兵和步兵，用於配合作戰。房綰應該是兵書看多了，歷史上確實有牛車取勝的案例，可是，這是需要時機的，牛又聽不懂話，它們要真是勇猛衝向敵人，還真管用，關鍵是很難揣測牛是怎麼想的。
“
綰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騎兵步兵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所傷殺者四萬餘人
”。
唐軍驅趕著牛車緩緩前進。誰知，叛軍早有準備，集中了大量的戰鼓，一起鼓譟。要命的是，唐軍處於下風向，牛聽到鼓聲，開始焦躁不安，此時，叛軍趁機放火。牛徹底受驚，不再往叛軍方向衝擊，而是四處亂竄，有的還反過來衝向了唐軍，叛軍趁機掩殺，唐軍難以抵擋，頓時大敗。房綰狼狽逃跑，為了挽回顏面，他整理殘軍，再次攻擊，誰知又被殺了個大敗，損兵折將，連手下大將很多都向叛軍投降。戰後一統計，居然足足損失了四萬多人，房綰後來又連續多次失敗，軍隊可以說被打得片甲不留。
這實在是令李亨肉疼，皇帝勃然大怒，本來想重罰房綰，在杜甫等人的勸說下，房綰才免於嚴懲，只是被罷了相。
對房綰的敗績，杜甫雖然替他求情最後還連累自己也被皇帝免了官，可是他對房綰也有萬分痛心地批評：
“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房綰兵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杜甫從軍事學的角度指出房綰的失敗在於“倉卒”上陣，這確實是極有見地的批評，自古以來凡是倉卒上陣的人，焉有不敗之理？因此房綰屢戰屢敗也就是情理之中在所難免的事了！
縱觀杜甫的一生，他表現出來的軍事才能雖然沒有孫臏、曹操等人那麼有名，但他在詩歌中所體現出來的“軍事意識”無論如何在唐代的所有詩人中是一流的，他的“軍事意識”主要來源主要是對國家、對人民、對民族無限的熱愛和關心以及他的特殊經歷和親身的社會實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杜甫不失為一位優秀的軍事戰略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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