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北宋太祖趙匡胤提倡的“重文輕武”國策，我國北宋王朝在文化方面可謂十分繁盛。良好的文化環境培養了許多傑出的人才，而要提到當時“文豪”級別的大人物，許多人都會想到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歐陽修、《資治通鑑》的編纂者司馬光、以《臨川先生文集》傳世的王安石，以及有“全才式的藝術巨匠”之稱的蘇軾。

上面提到的這四位大文豪曾經先後活躍在北宋的文壇，並且個個都堪稱是領軍級別的人物。巧合的是，這四位傑出人物還基本活躍於同一個時代，這就不免讓人產生好奇——常言道“文人相輕”，那麼這四位當時的文壇巨匠曾經進行過怎樣的往來，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呢？

按照年齡排序，四人當中年紀最長的是生於景德四年（1007）的歐陽修，其次是天禧三年（1019）出生的司馬光。司馬光降生兩年後的天禧五年（1021），王安石出生，而後直到景祐三年（1037），四人中最小的蘇軾才終於姍姍來遲。

儘管歐陽修與司馬光是最年長的兩位，但從史料記載來看，他們二人直到治平四年（1067），也就是前者花甲之年時才有了初次交集。這一年，宋英宗病逝，宋神宗即位，而擔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則向新皇帝表示司馬光其人“德性淳正，學術通明”，應當予以重用。於是，很快司馬光便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不久後又升為了御史中丞。

歐陽修與王安石的初次相見是在嘉祐元年（1056），不過，此前他便多次舉薦過這位思想獨到、銳意進取的後輩。要說到他們兩人的交往，就不得不提及歐陽修的弟子曾鞏。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來到京城，並很快與年紀相仿，且同樣文采出眾的曾鞏結為好友。很快，曾鞏便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而後者在看過王安石的文章後也“為之延譽”，認為其才華確實非凡。

後來，歐陽修先是舉薦王安石為諫官，又考慮到他需要俸祿養家餬口而將其封為了群牧判官，頗有提攜之恩。可惜的是，王安石主張進行較為激進的變法，這和歐陽修的觀點背道而馳，即使如此，此後二人的關係仍然比較友善，王安石也始終保持著對前輩的感激和尊敬。

值得一提的是，同樣受過歐陽修提拔的司馬光對王安石的主張全盤反對，以至於三次寫信給他列舉新法的弊端。不過，對此王安石也用書信的方式進行了反駁，甚至還對司馬光代表的守舊派加以批判。另外，蘇軾也並不完全認同王安石的變法，還因此遭到貶謫。可見，如果說王安石和其他三人的關係不太好，那恐怕就只是因為政見這一個因素。

仁宗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擔任禮部貢舉主考官，並錄取了當時初到京城的蘇軾。在這裡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那便是歐陽修誤以為蘇軾的答卷是上文提到的曾鞏所作，於是為了避嫌故意只給了第二名。總之，司馬光、王安石、蘇軾三人都曾經蒙受歐陽修的提攜，可見四人中最年長的歐陽修確實頗有長者風範。

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即位，守舊派領袖司馬光被起用為相，而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則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當初，蘇軾曾經因為不認同王安石的許多政治觀點而遭到其打壓，被貶到黃州等地。司馬光掌權後，很快便將蘇軾調回京城，且讓其一路升官到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不過，蘇軾儘管不支援激進的變法，但也不認可對新法進行全盤否定的做法，甚至主動批判守舊派中存在的貪腐問題。因此，蘇軾在被變法派排擠之後，又慘遭守舊派打壓，徹底失去了在朝中的立足之地。不得不說，儘管蘇軾失去了守舊派的扶持，但卻貫徹了自己的信念，做到了徹徹底底的“對事不對人”，這是值得稱讚的。

總的來說，歐陽修他唯才是舉，提拔了與自己政見相似的司馬光、與自己觀點不同的王安石，以及處於兩種思想之間的蘇軾，也因此得到了其餘三人的尊敬。司馬光與王安石因為一個主張節流，一個主張開源而走向了決裂。不過，司馬光在王安石死後主動提出“宜優加厚禮”，且評價王安石道：“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可見二人並非不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