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承明制，後人研究歷史，就往往把明史和清史合在一起，稱“明清史研究”。
研究明清史的人，會驚奇地發現：明朝的皇帝個個都是奇葩，不是殘暴變態，就是昏庸荒唐，什麼“和尚皇帝”、“道士皇帝”、“蛐蛐皇帝”、“荒唐皇帝”、“色魔皇帝”、“春藥皇帝”、“木匠皇帝”、“蛤蟆皇帝”……放眼看去，就沒一個是正經人。而清朝皇帝，除了後面的同治帝鬧出過點緋聞外，其他個個都是英明神武、遠見萬里的聖明天子。
也難怪歷史學家蕭功秦說：“明朝皇帝的道德素質、責任感甚至智商整體上都比清朝皇帝差很多。”
難道，明朝的皇帝都是惡魔轉世，而清朝皇帝都是天神下凡？
顯然不是這樣。
出現這種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政治環境太寬鬆而清朝的政治環境又太嚴酷。
明朝的政治環境寬鬆到什麼程度了呢？明朝的言官可以毫無來由地對皇帝展開人身攻擊，明孝宗病倒了，不能上朝，言官就罵他怠政，是要做周幽王、漢靈帝的前奏；明武宗想到江南看看自己國家的風土人情，群臣前堵後追，罵他是隋煬帝、宋徽宗；到了嘉靖時代，海瑞更是抬著棺材痛罵嘉靖施行了惡政，搞得“家家皆淨”；後來的萬曆帝被言官罵怕了，乾脆躲了起來……
當著皇帝的面罵都沒事，那背後說皇帝壞話，甚至胡亂編排皇帝醜聞、緋聞的現象就見怪不怪了。
在大家印象中，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個超級殘暴的嗜血惡魔。
究其原因，是因為朱元璋大力反腐，清查了大批貪官汙吏。明明被殺的人沒有一個是乾淨的。可是，這麼一來，觸及到有話語權的文官階層的利益，那麼朱元璋的反腐行動就被惡意描繪成殺功臣、搞文字獄之類的惡行了。
明朝有很多這類野史，說朱元璋性格兇殘，稍不如意，就要殺人施暴。比如說，《閒中今古錄》、《翦勝野聞》、《朝野異聞錄》、《傳信錄》等等書都記有這樣一個例子，說：杭州教授徐一夔給朱元璋上賀表，裡面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看了，勃然大怒說：“‘生’，和‘僧’同音，分明是譏笑我曾經出家為僧。‘光’就是光頭，可惡！”命人把徐一夔殺了。
其實，這事根本就是瞎掰的。只要查一查史料，就可以查到，徐一夔一直活到建文二年，自然死亡，年齡八十多歲。
可這類故事被編排得有鼻子有眼、活靈活現，老百姓愛聽，流傳很廣。傳來傳去，傳了幾百年，後人就很難分辨其真假了。
還有，明朝滅亡以後，那些投降了滿清的明朝人在編修明史時，一方面大量採用明朝書商用來吸引讀者眼球的各種野史文獻，大力抹黑明朝皇帝，另一方面又要推卸亡國的責任，著力證明是皇帝“用人不識”、“殘害忠良”、“剛愎自擁”，才導致了朝廷的傾覆現象。
對比一下，清朝文字獄之極嚴酷堪稱中國古代歷史之最，誰要說出對皇帝稍有不敬的字眼，不管是平民還是貴族，一律是誅九族、凌遲處死。所以清朝前期和中期的皇帝個個都是完人、聖人，也就是民國時期民間才有一些對同治、光緒帝的花邊舊聞，但也不足為史家取信。
編修《清史稿》的趙爾巽等人，大部分都是滿清遺民，對滿清有著濃厚的忠君思想，在滿清嚴酷的思想專制下，滿腦子的復辟想法，所採用的修史材料又全都是來自清朝政府的官修材料，那麼清朝歷代皇帝自然都是勤政愛民的好皇帝了。
當然了，《明史》是滿清統治者主持編修的，滿清統治者是完全有能力抹黑明朝以證明自己取代明朝的合法性的。
負責修《明史》的編修班子心領神會，卯足了勁往這方面寫。
不過，出乎清朝統治者的意料，《明史》初稿把明朝皇帝醜化得不堪入目，竟然讓人噁心得讀不下去。
《清聖祖實錄》卷一五四記：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康熙皇帝讀了《明史》編修班子呈上的帝王本紀和列傳若干卷，非常不滿意，於二十七日諭曉負責纂修的大學士，說：“你們纂修的樣本，朕詳細批閱過了，裡面對洪武、宣德的非議太多了！朕覺得，洪武是一代開基雄主，功德隆盛；宣德乃是守成賢君，雖治國的業績和施政方針不同，但他們都是勵精著於一時，功業垂諸後世，已經盡到了明君該負的責任。朕也是一代之主，銳意圖治，早晚不敢稍有懈怠，總理萬機。如果要專門搜尋前代賢君的毛病和不足，對他們評頭論足，議論是非，朕不但沒有這樣的資格，也沒有這樣的才能，更沒有這樣的想法。朕常常自我反省、自我檢討，對於古代的明君、聖君，朕若不能超越，又豈敢輕抒議論？如果要表稱讚揚洪武、宣德，寫一篇宏文讚語，朕還可以指示詞臣，飾以華美的詞藻；如果要深入苛求不實之論，則不是朕所忍心所為的。本來嘛，大明帝業之開創，文武諸臣各著勳績，但列傳之中卻處處顯示出文臣的貢獻遠大於武臣，明顯是議論失平，難為信史。所以說，纂修史書，雖然是你們史官的職責，但《明史》既是在朕當政時撰寫成，一旦有地方沒協調好，後人就會歸咎於朕了。”
兩天之後，即二十七日，康熙又語重心長地對編修班子的成員說：“著史之道，務必要秉公持平，不能持有私心而作偏頗之論。”
康熙還特別提到：“《正德實錄》上面記載說，正德在午朝罷朝後，在御道收到了一卷匿名文簿，於是傳旨查問，百官全部跪倒在丹墀兩旁，因為天氣炎熱，竟然有好幾個人中暑暴斃，還有多人病倒。這件事，太可疑了。想想看，打仗時，將士們都穿戴著厚重的盔甲，在烈日之下作戰，只聽說過有戰死沙場的，沒聽說過是在戰場上中暑暴斃的。怎麼可能在朝堂之上中暑死亡這麼多人！人們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說的就是這個了。”
對於明朝的滅亡，康熙的見解是：“崇禎誅鋤閹黨，是一大善政，但要說明朝之亡，亡於太監，朕殊不以為然。明末朋黨紛爭，朝廷大臣置封疆、社稷於度外，只以門戶勝負為念，有識之士都知道這是明亡的主要原因，要把明亡的責任全部推到太監身上，絕對是胡說八道。”
《清聖祖實錄》卷二七五還載，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還對修史的官員說了一番意味深長的話：“明朝有些帝王年紀很輕就死了，史論一概是說他們生活不檢點、耽於酒色，身體垮了，早早死了。這些，全是書生之見，好為譏評。這些早死的明朝皇帝中，即使是全盡完美之君，你們還要雞蛋裡挑骨頭，硬加指責他們是做了見不得人的事。朕為他們辯白一下吧。天下事情紛繁複雜，做君主的勞心勞力，實是不勝勞憊，身體才垮掉的啊。”
說到動情處，康熙不禁嘆道：“朕已老矣，在位久矣，不知道後人會怎麼樣議論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朕雖然預先寫有隨筆日記，仍然擔憂天下不知朕之苦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