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劇照
三國時期，蜀地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文化面貌，產生了一大批文人集團，著作繁深，如名列前四史中的《三國志》，與蜀地學風緊密相關。總體來說，由於地理原因以及人文風氣，蜀地此際於漢末以來的實學之風有較好的繼承，而絕非是落後於魏地，此與魏地彼時正酣的清談、玄談習氣大相徑庭，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大特點：
一、古文為主，兼及今文
今古文之爭，是經學概念，至今仍然聚訟不斷，主要的是解釋儒家古經所用的版本差異引起解說的不同而產生的爭議。治經方法上，今文經講究“微言大義的闡釋，講述的重點是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而古文經講究“在章句訓詁典章名物上多所用心，重歷史而不重哲學”。這一爭議從劉歆時開始，延續到漢末，鄭玄博通今古文，加以整合，鄭學興起以後，經今古文之爭暫時告一段落。蜀地學者治學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漢儒的解經思想，但是在具體的選擇上有其自身的獨特之處，即以古文為主，兼及今文。一是從文獻的明確記載來看，晉人常璩的《華陽國志》雲：
“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知其不博，乃遊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修文自終也”
關羽夜讀春秋
古文經中的毛詩、春秋左氏傳等在蜀地尤為盛行，不僅僅為文士所青睞，也為國家上層統治者、武將所偏好。同樣《三國志·尹默傳》有：“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以《左氏傳》授後主。”；《三國志·關羽傳》引裴松之注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皆略上口。”
尹默能夠以左傳授習後主，可見蜀漢上層對古文經的重視，而關羽在常人看來是赳赳武夫、不學無術的莽漢形象，還能夠諷誦左傳，可見左傳傳播、風行的程度之深。除尹默、關羽之外，蜀中學者，研治毛詩、春秋左氏傳的比比皆是，已蔚然成風，這不僅是李仁、尹默等人在積極接受古學，時人也是在進行明顯的轉變。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李譔（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李宓“治春秋左傳，博覽五經，多所通涉”。左傳等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在蜀地“遍地開花”，開枝散葉，主導著蜀地的治學之風，並且廣為大家接受，這種現象不僅在蜀地如此，在同一時期吳地也是如此，吳地的學者習古文經的也頗具規模。
除了研習古文經之外，也有少量的今文經學者，但畢竟是屈指可數，與治古文經的學者相比，顯得形單影隻，無法跟古文經學者抗衡，三國志主要記載了兩位，一是張裔，“治公羊春秋”，二是孟光（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劉禪劇照
從古文經治學方法上來看，古文經學的特點就是注重章句訓詁。關於章句，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裡面專門作出過陳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也就是將整句話條分縷析，逐一分解，字字分析，以達到理解整篇文章的目的，這種方法為漢儒所提倡，在清朝時重整，形成著名的“乾嘉學派”。
章句之法為三國時期的蜀地學者廣為推重，一是有明確記載的，如景鸞“還，乃撰《禮略》《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萬言”，二是由師承關係推斷，如李仁、尹默、李譔，都是遠遊荊州，從司馬徽、宋仲子（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學習古文經，司馬徽、宋仲子是古文經章句大家，李仁、尹默、李譔等既然“受古文”，必然是要學習、繼承他們的解經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蜀地學者研習的儒家經典以原始的五經為主，其他的經典，比如論語、孟子、孝經並沒有出現在其視野之中，另外除了傳統的儒家的五經中的周易之外，道家的老子、莊子幾乎沒有學者觸及，這從側面反映出了傳統儒家五經在蜀地的優勢地位，以及蜀地學者的治學取向，對漢儒的治經傳統存續，對傳統經學的重視，而周易、老子、莊子卻在北方的魏地被奉為圭臬，經過郭泰、何晏、王弼等人的註解、演繹，使得其為文人集團所廣為接受和傳唱，清談成為一種社會時尚。這種治學取向差異實際造成了兩地不同的文人氣息，即蜀地的矜重寡言、魏地的風流清談。
春秋左傳
二、銳意史籍，經史互通
漢儒所提倡的經學在蜀地繼承，並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蜀地的史學之風蔚為壯觀。雖然史學二字是在後世才出現，但並不意味著其出現之前沒有史學之實，《左傳》《史記》《漢書》等史學著作在蜀地的風行，可見蜀地史學之盛，一方面繼承了蜀地此前時期的重視史學的學風，在東漢之初就有張寬等人鑽研，做春秋章句。另一方面也對北地漢末治經之風有所吸納，並延伸到史學領域。銳意史籍，經史互通為蜀地學風的又一特點。
首先是讀史，《三國志·先主傳》引裴松之注云：“可讀漢書、禮記，閒暇可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此為劉備給劉禪的遺詔，要他讀“漢書、禮記”。又《三國志·張裔傳》雲：“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史、漢，即是史記、漢書。此雲張裔“博涉史、漢”，即是歷史典籍。
另外尹默“皆通諸經史”，陳壽“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可見，讀史記、漢書等史書之風在此時的蜀地尤為盛行。再是著史，這一時期的史學作品層出不窮。《三國志·譙周傳》雲：“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另外，陳述（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撰《益部耆舊傳》，祝龜撰（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漢中耆舊傳》、來敏撰《本蜀論》、譙周撰《三巴志》與《巴中異物志》等。
尚書
劉備、孟光雖為北方人，但入蜀以後，將史學風氣也帶了進來，張裔、尹默、陳壽、陳述等都是蜀地本土人，他們依舊保留著較好的史學風氣。這說明不管是蜀地上層，還是中下層的官員、知識分子都非常重視史學。這種政權的流動不僅帶來了人口的遷移，也帶了學術風氣的流動，蜀地史學之風的盛行自然與蜀主劉備個人的知識取向以及入蜀活動分不開。
劉備幼年好飛鷹走馬，交朋結友，不好讀書，但其母將他送到當時的大儒盧植門下求學，接受經典教育，從他的誡子書來看，對經史典籍信手拈來，可知其博覽群書之深並不亞於當時一些大學者。正是由於這種好史的知識取向，在其建政以後，大力推崇傳統儒學，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威推動，使得好史之風進一步擴張。讀史之風自然會帶來著史之風。蜀地學者在治史方面表現出顯著的特點：一是經史互治，經史兼具，張裔、譙周等人不僅僅研治經學，史學也是在其視野之內，經史都比較不可偏廢的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來。這種包容性風氣在同時期的魏、吳兩地少有；二是史學著作，主要是以地方誌、人物誌為主，很少涉及囊括整個時期的史學著作，陳述、祝龜、來敏皆撰寫的是蜀國本地歷史的書，直到後來陳壽所寫的《三國志》的出現，才突破這一侷限。
周易
三、派互動，文化興盛
蜀地學者三國時期的治學風氣，受到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一是北方的鄭玄，鄭學風行北方，蜀地學者受到鄭玄的影響在所難免，二是荊州的司馬徽、宋仲子，此二人顯名於南方，三是蜀地本土學者，主要有四個，分別是楊厚、董扶、任安、譙周。北地以鄭學為宗，鄭玄是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早年在北地四處遊學，後又到隴西拜當時的經學大家馬融為師，博採今古文之長，集百家大成，故有“鄭箋”之說，三國時期曹魏的名臣華歆嘗言“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極富影響力，其對蜀中學者的影響是明顯的，《三國志》中，明確記載蜀人受其影響的有兩人，一是許慈（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後入蜀，“師事劉熙，善鄭氏學”，二是姜維，天水（今甘肅天水）人，後入蜀，“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荊州司馬徽、宋仲子屬於當時南方的名儒，二人都到荊州投奔荊州牧劉表，司馬徽善於品鑑知人，曾向劉備舉薦諸葛亮和龐統，與宋仲子齊名，皆深諳古文經學，梓潼人尹默、李譔都遠遊荊州向二人學習古文經。後入蜀的向朗也曾師事司馬徽學習古文經。
三顧茅廬
漢末蜀地本地的大儒楊厚，善讖緯之學，巴西閬中（今四川閬中）人周群、周舒父子，皆受其影響，“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廣漢綿竹（今四川綿竹）人董扶、任安也是其弟子，“（董扶）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任安的弟子也是很多，在蜀地的影響巨大，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杜瓊“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梓潼人杜微（三國時期人，生卒不詳）“少受學於廣漢任安”。譙周大概是自學成才，史書並未載其師承何人，“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不忘寢食”，其弟子即是後來的大史學家陳壽。
正是北地鄭玄，荊州司馬徽、宋仲子，蜀人楊厚、董扶、任安、譙周等諸家互動影響，蜀地的學術顯得紛繁複雜。鄭玄解經偏向於訓詁、章句，後為清人推重，實為考據之學，對於司馬徽的著作史載不詳，只知其通古文經，但是其嘗言“孺子，孺子，黃中通裡，寧自知不？”，“黃中通裡”為周易文言中的內容，據此則可推知其精通古文周易，宋仲子撰過五經章句，二人應該皆精通古文經章句，蜀地學者受東漢讖緯之學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北地鄭玄學派、荊州學派均流入蜀地，與本土學派交相輝映，影響最大的應該是荊州學派，本土派學者以方術、讖緯為主，這種對於受到新衝擊的蜀人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吸引力，由尹默、李譔等人遠遊荊州受古學之事便可知。相對於北方戰亂的形勢，荊州、蜀地成為了文士避難最好的去處，這種戰爭地理對於學術流派的形成、傳播、交融提供了積極的可能，這種地域庇護，不是前人所謂的地理上偏僻而導致學術的滯後，而是為學術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土壤，這種條件也是魏地與吳地無法比較的。
參考文獻：《三國志》、《華陽國志》、《後漢書》、《中國文化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