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很不像的兩個人：一名德國律師，雅利安人，出生於1907年，逝世時92歲；一名猶太少女，出生於1929年，終年16歲。

他們卻又有些相似：他們都在大時代中的人、他們善於觀察、他們反納粹、他們為人類幸福的未來努力、他們留給後世深遠的影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哈夫納7歲，他與同伴們沉溺於戰爭遊戲中，對這些孩子來說，戰爭是遙遠的，是每日戰報上報道的敵軍被俘人數、擊落敵機總數，人們從戰爭中得到精神依靠，戰爭是一場國家大戲，振奮人心、刺激萬分的國家大戲，這些孩子在而立之年時，正好碰上二戰之初，而幼時戰爭對他們的影響也一一體現了出來。

安妮只過了十多年的平靜生活，生命中的最後兩年，她們全家和溫達安一家躲在一棟辦公大樓的密室裡，靠著好心荷蘭人的幫忙暫時逃離身為猶太人所需面對的悲慘命運，她的內心並不平靜，多半是因為與家人不睦、看不慣密室成員的作為，但她從未抱怨，也不忘透過閱讀和學習來充實自己，密室中其他成員其實也是如此，雖然偶有摩擦，在危急時刻大家仍團結一致，他們相信，戰爭終會結束，且終點已近。

身為雅利安人，哈夫納不必擔心人身安全，但他認為希特勒是個幼稚的渾球，哈夫納有猶太朋友，他幫助他們逃離德國。不久，納粹控制一切，迫害猶太人變成法條，最高法院也淪陷了。哈夫納參與報紙編輯，在不會被徹查的範圍內儘量抨擊納粹，用不同的方式幫助被納粹蹂躪的人們，即使這遠遠不夠，他還是展現出許多德國人沒有的高貴情操。

身為猶太人，安妮只能躲起來，他們聽廣播獲得外界訊息、他們照樣慶祝生日和降靈節，如果他們不必成天提心吊膽、不必為防範辦公室內的人起疑心而不開水龍頭、不衝馬桶、不必聽飛機炸彈隆隆隆和轟轟轟的聲音、不必一直待在密室內，那真算是一種不錯的生活。在納粹人多勢眾的壓力下，反納粹的人們在幫助猶太人也得小心翼翼，一家頂多容納兩三人，被蓋世太保抓到等於沒命，儘管如此，在戰時仍能看到未被矇蔽的高尚靈魂。

哈夫納和許多初級文官被送到軍事駐地接受“世界觀教育”，進而他們培養出“同志情誼”，戰爭中重要的催化劑，同志就是個人的良心，讓人失去面對自己的機會、讓人別無選擇，在大夥討論德國為何會在馬恩河會戰戰敗時，話題漸漸延伸至“如何贏得這場戰爭”，一切顯得合情合理，只要將德國年輕人放到適當的環境，這些反納粹的傢伙都會慢慢顯露本性，因為國家社會主義觸動德國人的天性，換言之，納粹輕易地感染群眾，使之為希特勒效命。

安妮和其他人在密室中生活，即便身處險境，他們仍感謝自己還有活下來的機會，她寫道：“如果上帝讓我活下去，我會讓世人聽見我的聲音，我會走進世界，為人類服務！”，安妮甚至想著，他們實在不該吃那麼多東西，那些錢應該留下來在戰後幫助兒童。她知道自己身為猶太人而被迫害，仍以身為猶太人為榮。在盟軍登陸且捷報頻傳時，他們是那樣雀躍，卻因某個該死傢伙的告發，在密室中的八人被捕，溫達安先生死在毒氣室，與他們同住的牙醫杜瑟爾因疾病和勞累而亡，安妮和姐姐瑪格特因生病而死在集中營，她的媽媽和溫達安夫人因勞累而去世，溫達安夫婦的兒子彼得在死亡行軍後倒下，不久，希特勒自殺，德國投降。

在面對挑戰時，德國人民集體頹喪、投降，給了納粹控制德國的機會，進而製造出人類史上最慘重的戰爭。

六千多萬人在二戰死亡，其中有六百多萬猶太人。戰後，奧圖 弗蘭克，安妮的父親，密室中唯一生還者，授權出版安妮的日記，他不斷對年輕人傳達一句話，摘自《安妮日記》：

儘管發生這一切，我還是相信人性本善。

但我們能一直保持善良嗎？在面對良心時毫不羞愧？在看到不公不義時挺身而出？或者，至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我們都知道戰爭的後果，歷史汨汨流動，有過多少次血流成河，我們都知道，相同的事卻仍會不斷上演，戰勝的確帶給民族和國家榮耀感，那麼怎樣才是勝利？人們似乎非得在同類相殘中證明自己。軍武科技的確能代表國力，有人為武器著迷，不可否認我也喜歡看戰機、航母的介紹和軍武科技排行榜，但說穿了，那些都是殺人的工具。

珍惜生命不是懦弱，戰爭沒有贏，只有兩敗俱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