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談起北宋亡國，大多認為禍端始於王安石變法，在近代以前王安石一直是被當成奸臣看待，因為王安石的變法不僅沒有成功，反而引發了宋朝的新舊黨爭，致使國家大政反覆無常，朝中大臣結黨對立，空耗國力。最終在靖康之恥中北宋亡國。但是明朝的陳汝錡對此卻有著相反的評價：“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為實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介甫是王安石的字，君實是司馬光的字。為何說北宋靖康之恥的禍端始於司馬光呢？我們得回到北宋那段歷史，看看作為儒家典範的司馬光到底幹了哪些事。

提到司馬光，人們通常會想到他小時候砸缸救人，按照司馬光小時候的性格，他應該是個敢於突破，不墨守成規的人。但長大後的司馬光卻與小時候的性格恰恰相反，據史料記載，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自詡，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非常符合禮法，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他一生最堅持的事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即位之初，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費”三冗危機已成了宋朝亟待解決的問題。宋神宗又恰恰是個勵精圖治，年輕氣盛之主。於是，他與早有才名，同樣滿懷抱負的王安石一拍即合，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曾在朝堂上宣稱，自己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意思是我不用增加百姓的賦稅，就可以使國家能用的錢很足。但在司馬光看來這簡直就是扯淡，因為國家是按土地和百姓人頭收稅的，天下的土地和人口就那麼多，怎麼可能不加賦而國用足呢？

其實，王安石變法無非就是利用國家資本去刺激社會工商業的發展，透過工商業的發展不斷的去創造價值，積累價值，從而收取更多的商業稅以彌補農業稅的不足，這樣就可以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站在今天看，熟悉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我們當然明白王安石的想法，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但當時滿腦子儒家經典的司馬光卻無法理解，於是他從一開始就成了堅定的保守派，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

深得宋神宗信任和支援的王安石當然不會輕易向以司馬光為核心的保守派低頭。為了鼓舞朝堂中變法派計程車氣和信心，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論斷，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一下子就強烈刺激到了司馬光的神經，因為“敬天法祖”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人言不足恤”更是等於蔑視朝中儒家教化下的文官們吃飯的傢伙，文官士子們通常就是透過上書諫言來影響政局的。因此，王安石的這“三不足”論斷算是徹底激怒了保守派。

宋朝時期的商業基礎雖然比其它朝代要好，但對於大規模的自由市場經濟來講，條件仍不成熟，而中國那時候並沒有過大規模的商業體制改革的先例作為參考，再加上朝中保守派的反對激烈，因此王安石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也是為何後來各朝代將王安石列為奸臣的原因，王安石為了推行自己的變法，在打壓保守派方面有些是有點過激了，但是大家看看後來司馬光是怎麼反對王安石的，就知道更過分的應該是保守派。

在變法之初，宋神宗就已經意識到了，如果朝中變法派和保守派長期對立的話，必然影響大宋國運。因此，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同樣注重安撫朝中的老臣司馬光，宋神宗擢司馬光樞密副使，希望他能夠繼續好好輔佐自己，但司馬光卻趁機複議廢止新法，宋神宗沒答應，最終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堅決推辭，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連上五封札子，遂辭職離京。

離京之後的司馬光退居洛陽，因滿懷怨恨，所以決口不論政事，潛心編撰《資治通鑑》，時間長達15年之久。

1085年，宋神宗駕崩，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當政。67歲的司馬光復出，他提出“以母改子”，要求全面廢除王安石的新法，貶斥改革派，把當初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貶的保守派大臣全都召回，重新委以重任。史稱“元祐更化”。

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的新法簡直就是毒藥，流毒四海，於國於民毫無益處。請求立即採取措施，全部“更新”。他廢除了保甲法，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司馬康），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後來因皇太后極為倚重司馬光，遂拜司馬光為宰相，接著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司馬光在全面廢除新法期間十分極端，誣衊新法“舍是取非，興害除利”。廢除新法的過程也一律從嚴從快，透過變法而積聚起來的錢財，在保守派執政的幾年當中“非理耗散殆盡”。於此同時，他還不遺餘力的打擊報復當初的改革派，把列為王安石變法派的官員，全都貶黜，只要有人稍微為新法說一點客觀理性的良心話，司馬光就立即授意保守派的全部臺諫力量，對其屢加擊逐，言語攻擊，直至被迫賦閒，甚至是下獄治罪。變法派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呂惠卿在謫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對派抓住把柄。

而在反對變法的保守派當中也有人覺得司馬光過於極端了，比如範純仁（范仲淹之子）就不主張廢除青苗法，而蘇軾不主張廢除免役法，因為這些新法已經看到成效了，他們與司馬光激烈爭論。但哪怕是自己人提的意見，司馬光也一概不聽，執意全部廢除新法。

那在王安石為相期間宋朝打下的領土怎麼辦？司馬光竟決定全部退回給敵國，如此行為真乃曠古未有，滑天下之大稽。

王安石變法既有對內理政，也有對外拓邊，要說對內理政有好有壞的話，那麼對外打下的領土總是無可厚非的功績吧。熙寧元年，北宋名將王韶上《平戎策》，提出“收復河湟，招撫羌族，孤立西夏”方略，為宋神宗和王安石所納，在帝相的共同支援下，王韶率軍擊潰羌人、西夏的軍隊，設定熙州，主導熙河之役，收復熙、河、洮、岷、宕、亹六州，拓邊二千餘里，恢復了安史之亂前由中原王朝控制這一地區的局面。並生擒木徵，送往京師。熙河之役的勝利，“是北宋王朝在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面之後，八十年來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軍事勝利。”對於飽受外患的北宋是極大的鼓舞，使宋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

然而在保守派看來，王安石為相期間的對外軍事成就如同是“竊人之財”，非常不道德，司馬光認為本為“夏國舊日之境”，應當一寸不留，全部歸還！為了堵住眾人反對的聲音，司馬光冠冕堂皇的說了一個混賬理由：如果不把那些土地歸還給夏國，夏國人絕不會罷休，就有用武力奪回去的可能，這不是引來戰火、禍國殃民嗎？

對於這種迂腐不堪的神邏輯，保守派官員卻紛紛點贊，認為自己站到了道德制高點。這讓朝中懂軍事的有識之士們欲哭無淚，但他們為了國家利益仍然同司馬光據理力爭。比如將軍孫路，他就拿著邊關地圖質問司馬光，如果河湟一帶丟失，關中、長安就很危險，屆時怎麼辦？孫路還說，唐朝的時候，吐蕃、回鶻之所以能在長安自由出入，就是因為失去了河、湟，難道我們要歷史重演嗎？

司馬光被問得啞口無言，見眾怒難犯，遂不敢把河湟之地退回去。但他依然堅持熙寧以前的妥協政策，還是把米脂等四個戰略要地“還”給了西夏，以偷安一時。這些倒行逆施的行為使北宋西北方面糟糕的防禦形勢，又回到了從前。

除了這些等同於“賣國割地”的行徑外，司馬光更使得大宋自廢武功，這是因為司馬光廢除了保甲法，明朝的陳汝錡認為如果保甲法不廢，就不會導致靖康之變，曰：“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裡，無一城一壘攖其鋒者”。

由此看來文人誤國比武將更甚！由於中國古代的意識形態一直是儒家文化主導的，因此對於司馬光這樣的大儒，歷朝歷代都給予好評，而把北宋亡國的責任全推給王安石。但在筆者看來，司馬光只能作為一個文人，要說政治家的話，他完全不配。其實像司馬光這樣打著正義旗號的迂腐文人才是最可怕的，因為他們幹著禍國殃民的事，卻還認為自己十分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