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秋天，一次宮宴中，宋神宗趙頊正要舉杯祝酒，忽然“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沾汙御袍”。這種類似腦溢血或腦血栓的病症，徹底摧垮了這位勤於改革的帝王。從這一天開始，神宗的病情愈發嚴重，逐漸出現口不能言的情況，只能以點頭與否來表示聖旨。
次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六子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改元元佑。隨著年僅十歲的哲宗繼位，宋王朝再一次進入特殊的“垂簾聽政”時期，一位比劉娥地位更為尊崇的人成為新的“掌舵人”。而他聽政的物件，不再是那個性格柔和的宋仁宗趙禎，而是一個性格沉悶的少年。
宋哲宗趙煦
其實在哲宗繼位前夕，宋廷就已經進入了“聽政”時期。元豐八年（1085）正月，宋神宗的病情加重，御醫日夜看護，宰執王珪等中樞成員，一方面進言神宗儘快立儲，一方面請求由皇太后（即神宗的生母，英宗的皇后）高太后權同聽政，待皇帝康復後再行歸政。
高太后的本意是不想在年過半百之時，再一次涉足朝政，但在宰執們的再三推請下，才決定聽政。然而，聽政之初，就有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件，便是立儲。神宗的兄弟中有趙顥、趙頵兩個親王，和神宗是一母同胞，都是高太后所生，而且年富力強，正是當政的年齡。
高太后開始主政後，就發現趙顥、趙頵兩個親王有事沒事，就喜歡打探神宗的病情，其心事可謂叵測，高太后隨即下令，禁止二王隨意出入禁中，特別是神宗的居殿。以防萬一。同時，暗中派人按照十歲小孩的身材，秘密裁製一件黃袍，密藏在身邊，為不測之變做準備。
宣仁聖烈皇后高滔滔
元豐八年，三月初一日，趙傭被立為太子（後改名趙煦）。爭皇儲的洶洶之聲雖然表面上平靜下來，但並沒有完結，數年之後，將以另外一種方式，再次被人揚起風波。四天後，三月初五，神宗溘然長逝，趙傭在父親的靈柩旁，穿上祖母早已秘密準備妥當的黃袍，遵照神宗的遺詔，成為宋王朝第七位皇帝。
哲宗即位，高太后順理成章地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臨朝聽政。神宗年間的“熙寧變法”，未見得取得了多大的成績，但是從很大程度上，卻將熙寧年間的參政人員按照新黨和舊黨，進行分門別類的劃分，雙方你來我往，互為傾軋。這種局面一直隨著元豐年間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的逐漸失勢才放緩。
高太后一向對新法變革不滿，對反對新法的老臣，十分器重，尤其是對司馬光。神宗去世，司馬光從洛陽進京奔喪。衛士見到他，都致敬行禮。老百姓在道路兩旁歡迎他，高喊著：“無歸洛陽，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司馬光
高太后雖然在聽政伊始，喊出的政治口號是“子繼父業，其分當然！”但是這些話僅僅是出於穩定政局的象徵性口號，神宗去世的當月，舊黨領袖司馬光就被高太后召回京，授門下侍郎。而司馬光上臺後的所有言論，表述的只有一箇中心思想，就是“廢新法”，對於熙寧變法中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司馬光是一如既往的全盤否定。認為變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興害除利”。
但要全面廢除新法，有兩個問題很敏感；一方面不能涉及到已故的神宗皇帝，一方面還要師出有名。司馬光強調，新法都是王安石、呂惠卿所為，刻意地將神宗與新黨即新法進行區分。但是這種說法不過是掩耳盜鈴，所有人都知道新法是在神宗的堅決擁護下，才得以實行，這個時候單獨把神宗摘出來，實在是難以服眾。
宋神宗趙頊
另一方面，司馬光給廢除新法提出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口號“以母改子”。當時有新黨成員反駁司馬光，認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但司馬光偷換概念，硬要說是高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但是繼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這種政治口號禁不住推敲，而且還給人一種高太后大權獨攬的感覺。這種感覺最真切的感受者就是高太后身後的哲宗皇帝，司馬光的強勢與高太后的大權獨攬，給哲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也給後來紹聖年間的政治清算埋下伏筆。
但不管哲宗是怎麼想的，所謂“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就此，一大批在熙豐年間被貶黜的舊黨成員陸續被召回京，劉摯、範純仁、蘇軾、蘇轍、文彥博、呂公著等相繼被朝廷委以重任。舊黨的聯駢入朝，在與新黨的力量對比上立時改觀。
蘇軾現代畫像
舊黨翻身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彈劾新黨成員，在司馬光的領導下，大批的臺諫官將矛頭直指蔡確、章惇，在不遺餘力地聲討下，蔡確罷相，章惇罷知樞密院，分別出知州郡。司馬光與呂公著先後拜相，宰執大權轉入舊黨的掌握之中。
隨著舊黨的掌權，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廢除新法，舊黨秉持的就是一句話：“凡是新黨支援的我們都反對，凡是新黨反對的我們都支援”，一時間天下法令頹廢，新舊法令交織在一起。從中央到地方整個行政體系紛亂如麻。僅僅是如此還不夠，隨著鬥爭的白熱化，以及極端形式下的演化，從最初對法例的爭論，逐漸演化成對異己的迫害，被貶死在嶺南的新黨前宰執蔡確，就是雙方鬥爭的最高潮。
王夫之這樣描述以司馬光為首的元祐更化：“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行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
雖然在舊黨內部，例如範純仁、蘇軾等人規勸司馬光廢除新法從緩從慢，個別有用的法例仍然可以繼續實行，但是司馬光較之王安石的固執，更是有過之，絲毫聽不進去任何意見，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復舊，比王安石走得更遠，做得更絕。
王安石
但是就在臺前的諸臣鬥得熱火朝天時，他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人，那就是高太后身後的哲宗皇帝，當朝的宰執心中只有高太后，已經忘了後面還有一個小皇帝，而這個小皇帝遲早是要親政的。
哲宗是一個早慧的人。一般孩子還在少不更事、頑皮淘氣的時候，他已自覺抄寫佛經，為父皇祈禱早日康復。剛剛十歲，便登基皇位，雖有赫赫烈烈之榮，但也有數不盡、道不出的煩惱。但其身上也有其父神宗一樣的銳氣，也決定了他不是一個耽於享樂的皇帝。
高太后按照司馬光“以母改子”的口號，開始廢除新法，但其實無形中已經否定了神宗皇帝的功績，哲宗將這些都看在眼裡，從內心深處來說，他是很敬仰自己的父親，包括其推行的新法。但是高太后以及舊黨，對新黨中人以及新法的詆譭，在年幼的哲宗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這顆種子一旦開枝散葉，就是舊黨覆滅的時間。
司馬光等一干老臣，哲宗可以沒有感情的處置，但是對於舊黨的重要擁護者，祖母高太后，哲宗心裡的感情則更復雜。元佑四年，有人發現宮中到處尋找乳母，這件事被臺諫官知道後，懷疑這些乳母是為哲宗所用，便開始大做文章，甚至一度到了危及國家的高度。後來哲宗回憶，高太后曾就此事，在後宮對哲宗貼身侍候的宮女嚴厲盤問，連哲宗都不敢過問，只覺得自己的祖母是異常的兇惡。這些都或多或少給哲宗留下了一絲心理陰影。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青年高滔滔
祖孫之間的裂痕是顯而易見的，平日裡哲宗悶不做聲，有一次高太后問哲宗：每天那些大臣來奏事， 你心中有什麼想法嗎？為何一句話也不說呢？哲宗回道：娘娘（高太后）已處分，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種近乎是抱怨的回答，不知道高太后是否聽出背後之意。也是自此以後，哲宗更是沉默不語，生怕自己因言生事，被祖母訓斥。這種與年齡不相宜的沉默，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躲避開了一些打擊，但是對於一個十餘歲的少年來講，必然會對他的身心產生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會隨著哲宗的成長和手中權力的不斷擴大，而愈加嚴重。
元佑七年（1092年），這一年，高太后為十七歲的哲宗選了一個大他三歲的女子，孟氏為皇后，哲宗對這名女子沒有絲毫興趣，更談不上喜愛，不幾年，宋哲宗移情於劉婕妤。只是哲宗和高太后都沒有想到的是，這位孟氏皇后，將成為幾十年後，那場驚天變中少數得以逃脫的皇室，併成為宋王室衣冠南渡後的最高象徵。當然這不在本文所述，另有文章再行詳述。
孟氏皇后
按例，婚後哲宗要祭祀天地，宰執們就天地合祭與分別祭祀展開了爭論，哲宗一反常態，據理力爭，要求此後祭祀，一律按照神宗元豐六年之例分別祭祀，這一小小的爭論，多少都流露出哲宗對神宗種種施政的尊重，而大臣蘇頌敏銳地察覺到哲宗的態度，此後每有奏事，蘇頌在問及高太后後，必會再行問及哲宗，以示對皇帝的尊重，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哲宗非常在意諸臣對自己的態度，蘇頌也因為其對哲宗的恭敬，在後來紹聖紹述的政治清洗中，得以保全。
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仙逝，在高太后去世前，她就已經察覺到哲宗對於新舊黨爭的態度，而且有預感，哲宗皇帝很有可能會進行政治清洗，而一旦開始政治清算，自己將是首當其衝。所以在彌留之際，高太后對範純仁哀言道：老身受神宗顧命，臨朝聽政，諸卿試言，九年間，可曾施恩於高氏一族？我一心為公，一兒一女病死，都未曾得見。說罷掩面痛哭。
高太后去世後，哲宗正式開始親政，沒有了高太后的壓制，哲宗的話也開始變的多了，臣僚們不止一次的聽到，哲宗回憶高太后垂簾時的情景，怨言道：“朕只見臀背。”可見哲宗對高太后的獨意專行、宰執大臣唯高太后之命是從的情況，心懷不滿已久。
新舊兩黨都察覺到哲宗的態度，很快就有舊黨大臣上疏，很委婉地提出，即使哲宗對某些事要恢復，要重新起用某些人，一是要看是否對國家有利，二是要學習宋仁宗對待劉皇后的做法， 凡是劉娥垂簾時的一切政事，不許隨便進言。能夠從大局著眼，不要因為一時之怨氣而招致政局動盪。
但是舊黨的上疏，哲宗置若罔聞，待到高太后的靈柩落葬後，馬上就有新黨中人上疏，希望哲宗繼承先帝之政，哲宗隨即起復章惇、安燾、李清臣等新黨中人，到了這一年的三月，李清臣在殿試中直接否定元佑政治，紹述（指繼承前人的做法）之意呼之欲出。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得到哲宗的首肯，李清臣斷然不敢在公開場合，公然推翻高太后時期的政治成就，正是因為準確得把握了哲宗的心理，新黨一方才能在紹聖初年就搶佔了先機，而剩下的就是章惇等人的表演了。
章惇劇照
紹聖元年（1094年），一大批從前不入流的新黨官員被宰執章惇召回京任職，準備對元祐群臣進行大規模報復，最先“中槍”的就是司馬光。臺諫官張商英因元祐時沒能受到重用而積怨在心，開始猛烈抨擊司馬光、文彥博誤國，甚至把高太后比為呂后與武則天。
章惇也學著元佑年間，舊黨對新黨開具名單，逐一迫害的方式，將司馬光、文彥博、範純仁等十一人安上“挾奸妄上”的罪名，不管元佑群臣是死是活，一概貶謫。
已故的司馬光被追奪贈官和諡號，連哲宗親筆給他撰寫的碑文也被砸毀（追奪死人的榮譽，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大特色）。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青年司馬光
活著的範純仁被安置永州（今湖南零陵），蘇軾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剩下的元佑舊臣幾乎都走了蔡確的老路，被貶謫嶺南。
清除了元佑舊臣，新黨的矛頭開始指向高太后，在哲宗的默許下，神宗病危時皇位傳承問題再被翻了出來，懷疑高太后曾打算立子不立孫，這種近乎是妄猜的事情，卻能煽起哲宗對高太后的最大反感，蔡確之子蔡渭揭發說，曾在文彥博之子文及甫的書信中，見到過所謂大逆不道之謀。
為了撇清嫌疑，文及甫出面告發說，其父文彥博臨終曾對他說起，舊黨中人劉摯等在元祐初準備策劃宮廷政變推翻哲宗，因文及甫告發，此事立案，史稱“同文館之獄”。
為了能夠坐實高太后參與政變的嫌疑，元符二年（1098年），蔡京等人陰謀誣陷高太后曾經的內侍陳衍、張士良參與政變。其時，陳衍被貶死在崖州（今海南崖縣），張士良從貶所押回朝廷受審，當問及所謂高太后廢立事，他仰天大哭：“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豈可欺！”寧死也不肯誣陷高太后！
但章惇等人仍然打算追廢高太后，還擬好了詔書。向太后聽說後，號哭著來見哲宗，她以同聽政的身份，證明高太后所作一切昭如正午的太陽。哲宗生母朱太妃也苦勸道：“皇上一定這麼做，也就容不得我。”哲宗這才怒斥章惇與蔡卞，是否還讓他有臉跨進英宗的祖廟。一場追廢高太后的政治鬧劇才草草收場。
同文館之獄後，紹述政治到了末期，而哲宗的銳氣早已在黨爭中被消磨殆盡，加之哲宗身體孱弱，伴有咯血的宿疾。身體與心理的雙重影響，使他在政治領域很難有所作為。只剩下在無子的哀痛中，鬱鬱而終。
無論是元佑更化、紹聖紹述，都是皇權與執政權進行合作，在政治上以牙還牙，打擊政敵。到了哲宗後期，元符元年重新懲處的元祐舊黨還達八百三十家之多。哲宗朝如此激烈的黨爭，一方面是神宗時期的遺留問題，另一方面，哲宗籠罩在父輩神宗皇帝的光芒下，一心想著恢復父輩的政治建設。同時，在其登基後，高太后對政務干涉過多，沒有適時地引領新皇帝的執政之路，使哲宗長期處於單一和壓制的臨御狀態，更是被宰執集團當做模糊的背景，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對內逐漸影響了哲宗的心理活動，對外影響了哲宗朝十餘年的政治及社會發展走向，甚至到了徽宗朝，這種餘波還尚在。
參考資料：《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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