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三孩政策”——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爐。

這個人口政策的調整，可謂“神速”，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公佈後20天，中國的人口政策就出現了一個重大轉向。

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次遲到的調整。畢竟，中國的生育率在近30年的時間裡低於2，無法維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在最新的人口普查資料中，中國的生育率已經跌至1。3——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列。

更不樂觀的是，人口問題一旦出現，意味著解決人口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過去了——這是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

攜程公司的創始人、人口學家梁建章提出的生一個孩子獎勵100萬的政策建議雖然顯得有點驚世駭俗，但確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提高生育率、扭轉人口趨勢之難。

鼓勵生育的政策需要長期實施才能顯示出一些效果。

縱觀全球多個經濟體，在金錢，政策，環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幾十年後，有部分國家的生育率開始有微小的進步；還有部分國家或者地區，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願仍然不見起色，一路向下。

在中國，這一次，要想止住生育率下降的頹勢，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呢？

△ 某醫院產科，護士給新生兒做護理。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哪怕在生育最友好型的社會

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極為脆弱的

北歐可能是對女性生育最為友好的社會。

在瑞典，育兒假18個月——480多天。

育兒假期間，瑞典社會保險局會為他們支付超過80%的薪水。孩子1歲多即可以進入公立的托兒機構。學費與父母收入掛鉤，最高約合人民幣每月1100元。

瑞典的公司通常會為員工的育兒生活提供一定便利。孩子12歲以前，父母每年有最多120天的“孩子病假期”。在首都斯德哥爾摩，“晚高峰”出現在下午4點多。

爸爸們通常會承擔大量家務和照顧孩子的工作。

整體而言，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國家的鼓勵生育的政策 “工具包” 包括四個方面：

經濟補貼——每月發放的育兒津貼（在2014年，瑞典每個月發放的津貼合人民幣近1000元）；一次性獎勵 （孩子出生、上學的補貼）； 孩子成長各階段的教育、醫療服務補貼；住房補貼等。

良好的社會支援系統——瑞典規定，地方政府有責任為12歲以下兒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務，除了提供一定時間的免費托育服務外，在向個人收費時也有政府補貼。

鼓勵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 延長夫妻的育兒假假，瑞典的育兒法定假期18個月，同時還鼓勵夫妻共享育兒假。

對女性友好的社會氛圍——反歧視立法，保障就業性別平等。

當然，以上的福利政策都是有代價的，瑞典超過3%的GDP支出用於育兒福利，在歐盟國家中也是佔比最高之一。

同時，瑞典的總和生育率也是發達國家中的“優等生”，近年始終保持在1。8左右。

過去幾十年間，瑞典的生育率可謂“過山車”。

70年代末期，該國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就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婦權益，鼓勵生育，比如提供免費醫療保健、較高的育兒補貼，立法禁止解僱孕婦等。

隨後，政府大力推廣托育服務，並鼓勵男性共同做家務、帶孩子，還繼續延長產假。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過20世紀90年代，一場經濟衰退讓這些福利縮水了。或許還出於對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瑞典家庭又一次減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經濟衰退結束之後，政府將育兒假最長延長到480天，並提高育兒津貼的金額。近幾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間，高於絕大部分發達國家。

瑞典的故事告訴我們，將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樣大的努力。這努力的結果，又是多麼脆弱、容易反覆。

東亞的努力為什麼成效甚微？

作為全球生育率倒數的劣等生，東亞地區最早在90年代也開始鼓勵生育 ——提供育兒津貼、鼓勵爸爸休育兒假、縮短勞動時間、提供平價托育服務……

但收效甚微：日本的生育率維持在1。4——低於生育率陷阱的水平，韓國和中國臺灣更低——0。84和0。99，倒數第一和倒數第二。

在東亞國家和地區中，日本最早面臨少子化問題。不過，直到1989年，日本的生育率降到1。57時，日本政府才開始出臺一系列政策。

1994年，日本提出要“構築快樂育兒的社會，力圖讓父母保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具體做法是，要求託兒所和幼兒園延長託管時間，讓女性在撫養幼兒的同時也可以工作。

不過，這一政策作用不佳，生育率仍然下降迅速，因此繼續投資擴充託兒所功能、充實學校教育和校外活動、減輕家長負擔。

2003年日本製定《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重點推進育兒假制度、鼓勵父親參加養育子女、縮短勞動時間等。

然而，生育率還在繼續下降。2005 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低到1。26，創下歷史新低。

之後，日本應對少子化的政策，繼續層層加碼。

其中，最有誠意的一次加碼，當屬2017年9月提出的“育人革命”。這一計劃提出，將用三年時間，投入約2萬億日元（約合1163。6億人民幣），以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積極性。

如今，日本人生一個孩子，可以得到4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4萬元）的生育補貼。

孩子15歲前，每月可獲得10000-1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581-872元）育兒津貼。3-5歲幼兒可以免費上幼兒園（學費較高的私立園仍需交一定費用）；如果家庭年收入低於260萬日元（約合15萬人民幣），則0-2歲也可免費上託兒所。此外，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還可以得到補助。

不過，雖然政府拿出真金白銀刺激生育，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只是略有上升，仍保持在 1。4 左右的超低水平。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東亞其他地區。

早在2005、2006年，韓國和中國臺灣已意識到少子化的問題，並開始採取大量鼓勵生育的措施。

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一次性生育獎勵、育兒津貼、托育服務、父母育兒假等方面，投入金額不斷提高。

近幾年，在韓國和中國臺灣，生第一胎，都可獲生育獎勵約合人民幣2000-3000元，每月育兒津貼約合人民幣550-700元，第二胎及以上金額還會增加。多個縣市都有公辦的親子游樂中心，免費或象徵性收取費用。此外，政府還開辦或補貼社會力量開辦大量託兒所，嬰兒6個月左右即可入托。

韓國的政策更進一步：育有8週歲以下或小學2年級以下孩子的父母可申請最長1年的育兒假，父親也可以休育兒假。超過三個孩子，可享受電費、燃氣費、火車票打折，以及國家獎學金優先、學費減免、買房優惠等等。

不過，這些措施並未能挽救生育率繼續下跌的趨勢。

到2020年，韓國和中國臺灣兩地的總和生育率，比日本更低——分別為0。84和0。99。

多年來，東亞多個國家和地區一直致力於鼓勵生育，投入諸多。為什麼效果如此不明顯？

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誤判人口形勢，錯過了最佳應對期，在生育水平已過低、接近“低生育率陷阱”時才開始鼓勵生育。“低生育率陷阱”理論認為，一旦總和生育率低於1。5，那麼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轉其下降趨勢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比日本反應更慢，中國臺灣和韓國在開始鼓勵生育時，總和生育率已分別跌到了1。18和1。08。

其次，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仍然不足，影響了政策實施的效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丁英順在《日本應對低生育政策再探討》一文中指出，日本的相關投入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處於較低水平。“法國、英國、北歐等把GDP的3% 投入到育兒方面，而日本勉強達到1%，這些福利還遠遠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

此外，丁英順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日本的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仍然欠缺。日本政府為保障女性就業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但大部分人仍然支援“男主外、女主內”，這很大程度上導致大量女性為避免放棄事業而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這也是東亞部分國家和地區共同面臨的問題。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釋出於2019年的報告還以韓國為例，提到了東亞地區生育率低的一個特殊原因：傳統的勞動分工深深紮根於父權文化、工作時間長且不靈活和高度競爭的教育系統。

“二孩政策”實施10年後

也許不用參照其他國家，回頭看看中國過去10年所進行的人口政策的調整，以及調整後的“成果”，也能一窺端倪。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緩解養老壓力，2011年11月，全國所有省份放開父母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家庭生育二孩，也就是“雙獨兩孩”政策。

△ 2013年12月，某地“生育二孩”的宣傳欄。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政策實施後，出生人口並沒有明顯增長。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顯示，2012年出生人數1635。01萬人，僅比2011年增加31萬人左右。人口大省河南2年僅有600多對家庭申請生二胎。

儘管如此，立即放開全面放開二胎的建議，還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其核心議題是，全面放開二胎會造成多少人口出生堆積？將對社會、經濟等造成怎樣的衝擊？

按照當時學者的分析，如果2012年直接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即便是隻有70%的女性有生二胎的意願，中國也將多生出9700萬孩子。

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樣的人口增長，對醫療、教育、就業、居住等，無疑都是巨大的考驗。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實在是多慮了。

當中國還是決定逐步放開——2013年將二孩政策放寬到“父母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家庭”，2016年開始真正的“全面二孩”政策後，預想中的“嬰兒潮”卻沒有出現。

2016年，中國出生人口1786萬，達到十年峰值。此後，遭遇生育懸崖，出生人口連年下跌。到2019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首次重新整理了1961年的最低記錄。

今年5月剛公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則顯示，2020年出生人口進一步降低至1200萬，生育率只有1。3。

全面二孩政策執行5年，出生率不增反降，年出生人口又創新低。

過去30多年，獨生子女、晚婚晚育等政策，已經深入人心，甚至形成新的社會模式。人們對待生育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

統計資料顯示，每對夫婦期望已經從生育孩子數量已經從6個降低到了1。8個。

人口學者、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豐對江蘇農村1。8萬名女性追蹤調查發現，3年內只有6%生了第二胎。很多城市男女甚至不婚不育。

此外，過去十年的二孩政策只放開了“生”的限制，缺少配套政策，沒能分擔家庭高昂的生育成本，也造成了生育二孩意願不強。

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53。3%的一孩家庭沒有意願生育二孩。主要原因就包括“入園、升學情況”、“生活地區環境狀況”“孩子看病就醫的便利程度”，同時父母精力、孩子的照料問題、家庭經濟狀況等都是影響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

2016年的上海兩會上，就有人提出，在上海養大一個孩子需要大概200萬元，37%的家庭因經濟原因不打算要第二個孩子。

有了前車之鑑，這次的人口政策，明顯步子大了一些。除了全面放開三孩，在“育”上略有不同，新政還提出了一些配套的支援措施，比如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發展普惠托育、降低教育開支、完善生育休假與保險制度等。

不過，此前多個國家的經驗表明，止住生育率下滑趨勢不是一日之功，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幾代人的努力，而努力的結果又總是脆弱而容易反覆。

三孩放開政策公佈的同時，新華社做了一項“三孩來了你準備好了嗎”的投票，在這個3。1萬人參與的調查中，2。8萬人選擇了“完全不考慮”，超過總人數的90%。

在投票發出後的一個多小時，新華社刪除了這條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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