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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州吹打樂源遠流長。自戰國迄漢朝，武當山已是中國宗教活動場所，自那時起，武當山就有了吹打樂。到了唐朝，道教的法事道場、打醮等活動，吹打形式居多，均州吹打樂多為道教法事所用。明永樂皇帝大建武當山後，武當山道教達到鼎盛時期，並逐步形成了道教聖地，均州吹打樂便有了較完整的體系。後來，隨著南陽、襄陽、鄖陽土生土長的“三陽民樂”的逐漸成熟，均州吹打樂從體系上也更加規範。《均縣誌》記載，均州曲藝起源於清同治年間。

據史料記載，清朝中期嘉慶年間（1796一1820 年），“山二黃”、“調子戲”傳入均州。較為出名的是習家店等地，把外來戲曲與當地的民間說唱、歌舞及民歌小調相結合，發展形成了均州“調子戲”，也有人稱之為“江北調子戲”，俗稱“九腔十八調”。文場用龍頭四絃琴伴奏， 近似鄖陽的“二棚子戲”，武場以鐃鈸為主要樂器伴之，形成了均州吹打樂的雛形。自清朝末（咸豐至同治）年“八岔子戲”，與襄陽“花鼓戲的親緣關係，清朝咸豐（1851）年以後，均州始有半職業戲班，在農閒季節、逢年過節、官紳人家婚喪嫁娶等紅白喜事、祭神求福時組織演出，奠定了均州吹打樂的基本形式。

丹江口市原人事局長何昌華先生，多年來致力於地方民間音樂的挖據與研究，特別是在對歷史流傳下來的地方歡打樂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何昌華先生從古均州地方音樂的演變到現今發展的模式從理論上的資料整理到實踐中的練習運用都做了系統的闡述。

2009年5月27日。（均州吹打樂）專案被湖北省政府列為《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均州吹打樂種類繁多，曲目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均州吹打樂包括三大類別、七大品種。

三大類別是：吹打樂、鑼鼓樂、打唱樂。

吹打樂包括嗩吶、鑼鼓吹打合奏和文武吹。吹打合奏以嗩吶專用曲牌為主，重點突出一個“吹“字，輔之以笙管笛簫和約定俗成的鑼鼓曲牌；文武吹是嗩吶的表演奏，文吹主要指大段的戲曲曲牌表演吹奏；武吹指特技吹奏，如用鼻孔吹奏、用任何一種管狀物替代嗩吶吹奏等。

鑼鼓樂包括鑼鼓合奏、伴奏和清鑼鼓。清鑼鼓俗稱幹炒”，即不加入管絃吹奏樂器的鑼鼓演奏，打奏些約定 俗成的曲牌，是以鑼鼓鑼點（捶）的多少進行有規律的組合及曲牌串聯而成的樂曲，實際上就是點子鑼鼓。

點子鑼鼓的組點方式很多，且不盡一致，常用的方式有：《斤求兩》、《推牌九》《順丁》、《倒丁》、《梅花》《鳳凰展翅》、《畫眉跳界》等，此外還有《八哥洗澡》、《橫天枕柱》《九龍下海》。。。。

打唱樂包括鑼鼓與坐唱（如“打待屍”歌舞伴奏等。

七大品種是：小調、小雜調、大調、教儀調、陰歌、伴舞鑼鼓、鑼鼓套。小調是指不帶“穗子”的兩樂句、三樂句曲牌。小雜調是指小調以外由歌曲、戲曲曲牌演變（變奏）的曲牌。大調特指運用順序、吹奏模式、數量約定俗成的十三個曲牌。因第十三個《武士門》較短且吹後即煞鑼鼓（一場演奏結束），俗稱半個調，故而習慣上稱大調為十二個半。教儀調是有針對性的專用曲牌，如《要嫁妝》、《鎖老鷹》等。陰歌專用於喪葬前，戰稱之為“待屍歌”。伴舞鑼鼓是用於“高蹺”、“竹馬”“燈舞”等民間舞蹈的鑼鼓。鑼鼓套則廣泛運用於各種喜慶場面。

均州吹打樂使用的樂器主要有嗩吶、笙管笛簫、大鼓、小鼓邊鼓、大鑼小鑼、馬鑼、勾鑼、大鑔小鑔、二胡墜胡揚琴有時還有碰鈴、木梆等。均州吹打樂演奏的曲目繁多，共有500多首。其中：小調260首，小雜調50首，大調13首，教儀調20首，陰歌20首，鑼鼓曲牌122首，鑼鼓套50餘首。均州吹打樂中，嗩吶音調高亢且纏綿，力速多變且靈活，節奏複雜且複合，音色單一且混合；鑼鼓鏗鏘有力，渲染了嗩吶吹奏情緒。吹打相互配合默契，聲音明亮，粗豪放，具有人聲般的歌唱性與詠歎性，既能渲染熱烈的情緒、歡慶的氣氛，也能表現生動的形象感和豐富的想象力，又能增添民間音樂的色彩。從吹奏合樂風格看，有的喜“半打半押”吹一句打一句），有的喜“滿打滿押”、“包腔打”（吹打同時演奏）。

當年，老藝人姜風山的吹奏特點是渾厚奔放，以哨硬氣足、音亮取勝，以哀怨純樸而膾炙人口；陳世義的特點是細膩、典雅，以明快、跳蕩、清脆著稱，以甜美、深沉而餘音繞樑；羅成凡能較好地融兩家之長，各種技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劉澤常、李洪幼這對老搭檔的特點是華麗清新，以含蓄、俊俏秀麗見長。多種風格，各自發展，長期並存。吹奏或高亢、或明亮、或伶俐或大方或平鋪、或婉轉，既繼承了傳統流派中各位老藝人的特點，又借鑑和吸收了其他姊妹藝術的長處，從調式設計到吹奏變革上形成了一套各具特色、富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濃豔的地方文化個性、濃厚的鄉村藝術色彩和濃郁的生活氣息的嶄新的吹打藝術，構成了整個均州吹打音樂絢麗多姿的藝術風格，博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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