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這部
電影
已經在多地點映，觀眾們評價說：
這是一部從視覺到情感上都很濃郁的電影，很值得一看。
這部由張譯、於和偉、秦海璐和朱亞文等人主演的電影，也成了近期最受期待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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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
自1982年擔任攝影師，後來轉行做導演，是中國電影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
他的電影集民族文化、社會思考和文化尋根於一體，透過飽滿的色彩衝擊，給人以獨特的藝術境界，配得上優秀導演的稱號。
雖然張藝謀的半生有好有壞，褒貶不一，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張藝謀的一生是成功的，是值得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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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家三兄弟全是黃埔畢業生
張藝謀的爺爺是臨潼的大地主，家裡非常有錢，《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宅院就是仿照他們家的老院子搭建。
張爺爺曾在燕京大學就讀，畢業後回到家鄉，自動請纓做了陝西柞水縣的縣長，一直心懷鴻鵠之志。
陝西柞水縣是個交通要塞，一直是客商們的往來要道，只要能佔領這裡，票子、房子、女人統統都不是夢想，所以這裡的土匪也很張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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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爺爺到了這裡後，開始組織民間百姓抗匪，還自掏腰包購買了大量的武器，無意間暴露了家財。
到了約定的抗匪之日，百姓中竟有一大半因害怕不敢前往，抗匪之事夭折，張家也遭到了報復。
某天深夜，土匪洗劫了張爺爺家，一家人不得不連夜逃跑，最後逃到了西安。
這件事之後，張爺爺暗暗發誓：
一定要送幾個兒子去當兵，家裡有了槍桿子護體，就沒人敢欺負了。
於是，張家三兄弟全部被父親送到黃埔軍校，成了蔣家的人。
從這件事也能看出，張家是真的有錢，在那個年代能供應三個男孩上黃埔，其開銷是難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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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三兄弟畢業後一直給蔣家效力，大伯後來去了，二伯不幸離世，老三（張藝謀父親）則成了軍需官。
張藝謀出生在1950年，小學時無憂無慮，一直是三好學生，還是學校的大隊長。
不料，上了初中後，突然有一天風向就變了，他也成了出生不好的“邊緣人物”。
從那時起，張藝謀就失去了往日的精氣神，變得低調陰鬱，也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
然而，恰恰是“夾著尾巴做人”這項技能，讓張藝謀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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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藝謀成為學校的“邊緣人物”
因為出身問題，張藝謀成了“被欺負的物件”，整天活在恐懼中，尤其害怕被同學們無視。
人的成長，往往都是在逆境中，張藝謀也不例外。
為了快速向組織靠攏，張藝謀每天在家練習畫畫和寫字，希望能為組織效力。
直至多年後，張藝謀回憶說：
“因為太害怕被拋棄，所以沒日沒夜地練習，進步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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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大面積爆發後，組織需要會畫主席像和寫大字報的人，張藝謀便被“徵用”，靠這項技能擁有了在夾縫中生存的空間。
沒多久，張藝謀就成了寫大字報和畫主席像最好的人，終於找到了存在感。
卑微、低調、夾著尾巴做人，一個初中生快速長大，學會了生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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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後，依舊夾著尾巴做人
初中畢業後，張藝謀被分配到陝西乾縣農村插隊，在去之前就帶了顏料和畫筆。
進村第一天，張藝謀就開始忙活，給全村每一家的木門上都畫了主席像，贏得了大家的一致表揚。
這件事，張藝謀在心裡盤算了很久。如果不出奇制勝，以他的家庭出身，一定會被欺負，一定會被分配幹最累的活兒。
那時的張藝謀，
只想表達自己的忠誠，只想讓自己“做一個有用的工具人”，才不會被組織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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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張藝謀的做法是正確的，不但得到了鄉親們的認可，也展現了自己的才華。
插隊期間，讓張藝謀最快樂的事有兩件，一件事被認可，一件便是肖華的陪伴。
兩人同住一個窯洞，一起下地勞作，張藝謀還為肖華“燒水洗頭洗腳”，誰也捨不得離開誰。
不料，這段情在日後卻成了“插隊時的誤會”，讓肖華憤恨不已，才寫了一本自傳來揭發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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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入工廠，依舊低調好學
插隊三年後，政策鬆動，張藝謀也迎來了人生的轉機：
進工廠做工人。
按說，以張藝謀的出身，進工廠是輪不到他的。
但是，張藝謀的才華太出眾，而且是籃球主力，便被特招進了陝西咸陽市棉紡八廠，成了一位工人。
1971年，張藝謀和肖華離開農村，成了一個月有36塊錢工資的工人，無比光榮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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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雖然被特招了，但他的地位依舊是廠裡的最末等。
每次廠裡開會，領導總會說：
“黨員、團員和預備團員留下開會，其他的都出去吧。”
偌大的工廠，一共有600多人，只有張藝謀站起來，在眾目睽睽下離去，那種尷尬可想而知。
這種作為“邊緣人物”的孤獨感，讓張藝謀感覺很糟糕，只能繼續“夾著尾巴做人”，寄情於畫畫、攝影和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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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間，張藝謀只是自學畫畫，雖然有些基礎，但卻不堪大用。到了這裡後，張藝謀認識了一大批60年代從美院畢業的人，終於找到了老師。
素描、水粉、油畫、國畫等，張藝謀均有涉獵，而且進步飛快，終於從“工具人”的身份中解脫出來。
後來，因為畫畫好，有設計感，張藝謀被調到了設計部，初次接觸了相機，便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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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張藝謀拿著攢了一年多的工資，花了186。6元買了一臺海鷗4型雙鏡頭反光相機。
這件事在廠裡引起了轟動，張藝謀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萬眾矚目的感覺，愈發喜歡上了攝影。
為了學習攝影的構圖和技術，他輾轉打聽了很多人去買書，肖華也從北京的親戚家借書，以此來讓張藝謀自學。
因為借來的書要還，張藝謀每天下班都要抄書，一抄就是3年，現在還保留著當時的手稿，其毅力驚人，非常人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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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上班前，張藝謀就拿著相機去渭河周邊轉悠，意圖找到最佳的攝影素材。
因為交卷很貴，他捨不得浪費任何一張，總是會構圖很久才按下快門，也練就了一手“精準構圖”的絕活兒。
漸漸地，張藝謀成了廠裡的攝影名人，因為他拍出的照片總有一種無法言說的美感，總能讓大姑娘小媳婦們滿意。
再加之張藝謀比較低調，讓廠裡一度忘了他是一個“出身不好的邊緣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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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北電期間，依舊心驚膽戰
1977年10月，高考恢復的訊息傳來，廠裡沸騰了。
雖然張藝謀也很開心，但轉頭想到自己的出身不能參加高考，便又抑鬱了。
而且，張藝謀已經超齡，文化課成績也只有初中水平，想考上壓根不可能。
此時，身邊一位北京的畫家朋友說：
“你攝影技術那麼好，應該去考北電攝影系，說不定會被特招。”
朋友的一句話就打動了張藝謀，他開始發動身邊所有的關係找人，看能不能有直通北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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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肖華的表哥王滌寰在北京做記者，認識一位叫白雪石的畫家，而這位畫家恰好認識一位朋友，或許能幫上忙。
於是，張藝謀精心準備了一本影集，放了他過往的很多作品，輾轉送到了文化部長黃鎮手裡。
黃鎮被張藝謀的才華折服，親自給北電打電話，特招了張藝謀入學。
儘管肖華為了張藝謀，曾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但當愛人要奔赴大好前程時，肖華卻並未阻攔，反而甘願做起了賢內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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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張藝謀和肖華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後，便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車。
進入北電後，張藝謀一直活在自卑中，始終比別人矮一頭。
因為身邊的同學們都有背景，對電影也有自己的見解，只有他連電影都沒看過幾部。
而且，全班他年齡最大，基礎最差，出身最不好，樁樁件件都是短板。
在北電的幾年，他不敢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惡補基礎知識，觀看了大量的電影，隨後彎道超車，成了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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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大二那年的暑假前，他被人貼了大字報，對方揭發他是
“走後門的學生，堅決要求學校處分他”。
學校教務處不得不找他談話，讓他隨時做好退學的準備。
整整一個暑假，張藝謀都活在擔憂和恐懼中，生怕接到學校的退學通知，一切就前功盡棄了。
多年後，張藝謀回憶說：
“很沒面子，根本抬不起頭。大字報被貼出來後就夾著尾巴做人，好在以前也夾習慣了。一直活在恐懼中，感覺學校隨時會處理我。”
好在，暑假結束後，張藝謀沒有收到退學通知，他便厚著臉皮又去了學校。
不久後，學校通知說：
“你可以唸完4年大學，我們也會開推薦信，但是不會給你畢業證。”
就這樣，張藝謀一路夾著尾巴做人，一路好好學習，最後熬到了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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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畢業後的天性釋放
一個人的心性，一旦被壓抑久了，勢必會有爆發的一天。
這點在張藝謀身上，也有很深刻的體現。
1982年，張藝謀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迎來了電影的大好時代。
《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大閱兵》等作品，讓張藝謀拿到了很多國內外大獎，開始躋身一流攝影師行列。
1986年，吳天明導演《老井》，張藝謀又成了男主角，一舉拿下了金雞獎、百花獎、東京國際電影節等大獎，成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位A級國際電影節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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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天明對張藝謀非常欣賞，認為他有一種堅持不懈的死磕精神，不管幹什麼事兒都會成功。
也是這一年，吳天明給張藝謀撥了5萬塊錢，讓他去高密種高粱，才有了一年後的《
紅高粱
》。
《紅高粱》是張藝謀和
鞏俐
的“生情之戲”，讓他壓抑在體內的天性爆發，從而拋棄肖華，成了人人皆知的負心漢。
張藝謀對肖華說：
我想要換一種活法。
肖華並不理解張藝謀的想法，只認為他變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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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張藝謀變了，不止背叛了愛情和婚姻，也找到了釋放天性的渠道。
他和鞏俐的結合，與其說是因為愛情，不如說是因為天性。
在名氣初成、窮人詐富的狀態下，《紅高粱》的主演如果不是鞏俐，換成鞏三、鞏四、鞏五等人，張藝謀依舊會變心。
畢竟夾著尾巴做人那麼多年，終於有機會嘗試“不夾著尾巴做人”的生活，張藝謀勢必要嘗一嘗。
就如張藝謀在自傳中所說：
“人一定要有目標，目標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是很具體、很現實的，它會隨著每一個不同的生存階段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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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時的張藝謀，目標是獲得認可；工廠時的張藝謀，目標是成為攝影師；成功後的張藝謀，目標則變成了滿足精神需求。
雖然肖華對張藝謀的變心怨言頗多，但在成長和前進的道路上，張藝謀一直在前進，而肖華卻停下了腳步，兩人也出現了差距。
所以，人在滿足了眼前的苟且後，自然會去追尋更高一層的享受，一旦有一方停滯不前，雙方勢必會分開。
如果當初，肖華沒有放棄去上大學的機會，沒有選擇送張藝謀去北電，或許，他們會是另一種結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