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眾媒介商品，電影究其根本也是藝術商品，因此其內在要求也要吸引觀眾，當代柬埔寨社會的發展程序中，一些邊緣人物的生存處境漸漸被公眾發現，而電影也相應立足當下熱點，

湧現出一批嚴肅敘事，能引起觀眾共鳴的底層人物故事的影片。

2012年柬埔寨導演柴·波拉和新加坡導演艾沙姆·阿里聯合導演了影片《3。50》，這部影片以金邊性交易行業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美國紀錄片製作人（由新加坡女演員尤妮絲·奧爾森扮演）為了拯救一名從村莊被綁架並被賣的女孩而深入柬埔寨地下的行業。

波拉認為，儘管柬埔寨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對被綁架兒童進行賣淫活動的打擊，但人口販賣和兒童賣淫問題仍然很嚴重，公眾仍然需要接受關於性產業中涉及的危險和侵犯人權行為的嚴重性教育，他說“如果我們不進行教育，人們的理解是不夠的。”

正如美國批判教育學派的重要人物亨利·吉魯所崇尚的：電影是一種思考手段。電影是一種教育手段，導演有責任讓人們意識到一些社會問題的嚴重性，透過影像再教育使得柬埔寨人瞭解兒童賣淫問題。

這是波拉的第二部故事片，柬埔寨奧斯卡選拔委員會負責人瑪麗亞姆·阿瑟說她希望“波拉的作品能夠成為新一代電影製片人開始實驗和創作的靈感，並在柬埔寨進一步發展起電影業。”

新加坡導演奧爾森是前新加坡環球小姐，在2005年作為聯合國親善大使工作時，遇到了一名性交易倖存者，她第一次認識到柬埔寨骯髒的地下性產業，於是同波拉聯合起來開始製作這部影片，這部影片不僅講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東南亞故事，同時對於加強柬埔寨與新加坡的電影合作關係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製作前期，新加坡團隊舉辦了公開的表演會和電影製作研討會，以培訓柬埔寨劇組人員，並向他們傳授關鍵技能，由於一些文化差異，

在影片決策過程中兩名導演的觀點會產生一些出入，但他們努力克服了這一事實。

影片透過現實主義的敘事手法與影視美學的完美融合，以紀錄片導演解救被綁架小女孩的線索出發，審視當下社會發展程序中所出現的地下骯髒性交易的問題，抽絲剝繭般將這種黑色產業揭露。

影片中以現實主義手法拍攝的地下性交易的場面很難不令人動容，攝影機緩慢掃過被綁架者的臉，

引起觀眾的惻隱之心，警示觀眾這樣的現象大量存在，突出人道主義關懷。

這樣的群體很少被拍成電影，但卻是主流大眾所真正在意的，把鏡頭對準這些邊緣人物，以此引起廣大受眾的關注和社會輿論的重視，也藉此撫慰與邊緣被綁架者們同悲喜共命運的觀眾的心靈。

除此以外，還有2009年的影片《紅燈》，講述了幾位兒童性奴隸的困境，一些人經歷可怕的遭遇後，試圖重新進入柬埔寨社會，過上看起來正常的日子。

還有一部分人努力尋找證人，

想將妓院老闆告上法庭，為此他們做了痛苦而英勇的戰鬥。

最終這部影片呈現出了戲劇性的效果，引人動容。2013年卡維奇·尼昂導演拍攝的影片《我該去哪兒》同樣是類似的主題。

主人公聖·帕蒂卡是柬埔寨和喀麥隆的混血兒，他的父親於1992年至1993年期間在柬埔寨工作，這是紅色高棉政權垮臺後的第一次柬埔寨大選的時間。

他的父母離開家多年，Pattica由祖母撫養長大，來自外界的困難迫使祖母帶他來到柬埔寨首都金邊的一家孤兒院學習和生活，

他的日常生活中因為獨特的身份一直受到歧視，而他對自己的身份也越來越好奇了。

2013年安妮-勞爾·波雷，紀堯姆·P·蘇昂拍攝的《最後的避難所》講述了柬埔寨布農族人面臨的遭遇，為了給經濟發展讓步，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失去了滋養與保護他們的森林，橡膠公司將他們的土地夷為平地，寶章的家人和鄰居對這些公司的做法感到擔憂，同時他們也拒絕成為橡膠工人，他們逐漸在困難的環境中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這部影片主要歌頌他們為了自己的靈魂而進行的高尚鬥爭，體現出導演的人文關懷。

同年的影片還有《我是個女孩》，由澳大利亞、美國、喀麥隆、柬埔寨等多國合作製片，影片講述了14歲的柬埔寨女孩金西在自殺未遂的情況下被迫出賣童貞；澳大利亞的凱蒂在第一次性接觸後在14歲時成為母親；來自阿富汗的阿齊扎如果上學就會被槍殺……

她們來自不同國家，但都有同樣的境遇。而2014年，由導演紀堯姆拍攝的影片《風暴製造者》講述了16歲的年輕柬埔寨女孩被賣到馬來西亞做女傭，她被剝削了兩年，沒有拿到任何工資，還遭到毆打和虐待，

然後回到了自己的村莊——和離開以前一樣貧窮。

這部影片透過記錄這名年輕女子的命運，同時追蹤兩名人販子的日常生活，追溯了柬埔寨現代奴隸制的歷史，柬埔寨人稱這些人販子為風暴製造者。

這些影片利用了現實主義的手法拍攝，貼近人物，電影可以說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電影情節適時反映了當下的社會問題，以上這些影片都蘊含著強烈的人文關懷和對當代社會現實問題的審視，體現出了電影藝術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同時也給觀眾帶來了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對社會的反思，這些影片體現的也是一種社會情懷，是柬埔寨當代電影作品關注邊緣小人物、揭露社會現實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