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編劇汪海林今天“在文學之都，如何實現電影與文學的轉化”南京論壇上的演講）

朋友們下午好。

我們的主題是文學與勇士，我先說說勇士。大家知道，我得罪了小鮮肉的粉絲，流量明星的粉絲，他們就在網上罵我，攻擊我。

汪海林

流量明星的粉絲是有分工的，應援組、反黑組、周邊組……有專門打榜的，有專門巡查的。巡查組就是在網上搜尋有沒有對他們愛豆不利的言論。

有專門控評的，就是組織人去罵說他們明星不好的人，組織成千上萬人罵你，或者人肉搜尋你，讓你不敢說他愛豆不好。還有專門氪金的，組織人騙錢的，集資、買牛奶、倒牛奶……分工明確，人數眾多。

但是我呢，打榜、巡查、應援、控評都是我一個人，我親力親為。我自己搜尋網上誰在罵我，我衝過去回罵！自己巡查，自己反黑，自己控評。所以我的常態是，總是一個人面對幾千萬粉絲，我不需要應援，我一個人就可以包圍我的敵人。

有一次我在網上巡查的時候，看到有個網友誇我，“汪老師是勇士，他特別有俠義精神，不畏懼任何人，不怕得罪任何人，很正義，很勇敢。”

下面就有網友問：那他還活著嗎？

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可能不知道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勇敢，但我知道我還活著。

要問我最近狀態如何，我要說的是，最近我的狀態是躺平。

年輕人是不是能躺平，年輕人是不是該奮鬥，不要由功成名就道貌岸然的中年人去說，應該由社會現實去說。年輕人總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華獲得成功，這樣的例子就活生生地發生在每個年輕人身邊，他當然就不會躺平了。

其實，在全面內卷化的情況下，躺平還是比較積極的一個姿勢，年輕人還沒有趴著或撅著呢，躺平已經具有某種反抗意味了。

我買了一個床頭的炕桌，淘寶上有賣的，推薦給大家。炕桌上甚至有USB插座，用來寫作非常好。這樣我腳不沾地，睜開眼就能在床上寫，很有點身殘志堅的意思。所以，我現在就是躺平了寫作。

而文學是什麼，文學是讓躺平的我們尋找站立起來的力量。

左聯時期，中央的代表李立三見到魯迅說：“魯迅先生你是一個戰士，了不起。這樣吧，我發你一把手槍吧。”據我所知，魯迅是拒絕的，他說他怕誤傷同志。

李立三

我跟李立三的外孫巴沙是好朋友，他是中俄混血。第一次見面，巴沙就說：“海林你是南昌人啊，我外公參加過南昌起義，電影《南昌起義》看沒看，那裡就有我外公。”

我就經常想，如果巴沙的外公李立三同志給我一把槍，我能用來做什麼？我時常思考這個問題，我第一個想到的總是：去找宋方金！我會敲開宋方金的門，問：“方金，現在我有一把槍，你有什麼仇人嗎？需要我做點什麼嗎？”

事實上，這些年，宋方金罵過很多人，得罪過很多人，很多人也得罪了他，得罪了我們這些編劇們。但是宋方金跟我一樣，有公敵無私仇。於正、郭敬明是公敵嘛，我們跟他們認識嗎？不認識。

文學上的論戰，行業上的爭論，理念上的鬥爭，你要理解為利益之爭，只能說明你自己是個小市民。所以，給我一把槍，除了自殺，可能沒有什麼用。

但是，大家知道，你要把槍給了詩人，他當天可能就會自殺。槍給了小說家，短篇小說家可能一週內會自殺，長篇小說家就沒準了，因為他們可能一輩子也寫不完一部長篇。而編劇，大家去看，古往今來，沒有一個自殺的。

宋方金（左）；汪海林（右）

小說家寫作是為了尋找跟自己一樣的人，編劇寫作是為了征服跟自己不同的人。小說家找不到跟自己一樣的人，發現到處都是傻叉，於是會絕望，會自殺。編劇永遠在跟與自己不同甚至處處與自己相反的人合作，到處都是傻叉，這有什麼不好，索性掙他們點錢。

大四的時候，我們要去找工作嘛，有一次面試，見了一個大老闆，談完回來，宿舍的同學問我這老闆怎麼樣，我說：“他是人類進步的敵人。”

還是大學期間，我們班有兩個女生吵架，在學校操場對罵，說的是：“你人格有問題！”“你人格才有問題！”有個表演系女生說：“你們文學系的吵架都這麼有學問，這要我們表演系早就罵髒話了。”這個女生肯定不知道，在文學界，說一個人的人格有問題，可比罵髒話狠多了。

一個人最可怕的是人格的破產。我們的影視行業，到處充斥著人格破產的人，這不影響他們做事。不過，現在影視寒冬，不光人格破產，財務上也破產了。

我一直喜歡文學人物是李逵，李逵是人格上自滿自足的第一人。王朔說理想社會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民為所欲為。

央視版《水滸傳》趙小銳飾李逵

李逵就是為所欲為的。每次戰鬥前，還在開軍事預備會議，李逵就開始脫衣服，他必須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上戰場，喜歡裸奔殺人。而且，一般都是宋江哥哥下令：“開始行動！”李逵就立即當場開始砍人，一路殺將過去。

大家想想，這是何等的豪邁，何等的徹底，何等的死亡金屬。但是，李逵不是動物，他有忠義、有忠孝。他愚忠那也是忠，一切聽宋江哥哥的。

忠是社會意識，雖然他死於愚忠，愚忠是異化，但只有人才會異化，異化說明他不再是動物。更重要的是，他對母親是孝，殺死老虎為母報仇。他有義，為朋友為兄弟。

今天，我們的文藝界可能更關注動物性，而失去了對人的社會人格的關注。如果只強調範跑跑逃跑的動物性的合理性，那麼，其實你就回避了你作為人的基本含義，你就很自然地成為了人類進步的敵人。

我們很長一段時間，所謂寫人性就是“怕死愛XX”，寫來寫去其實就是動物性。戰爭電影，一定要寫我軍有個膽小鬼，怕死，臨死前說：“我還沒有XX過呢，XX什麼滋味呢？”

文天祥拒絕投降後，給元人做了個處死自己的方案，用木板把他夾起來，用鋸子把他鋸開；石達開被清軍包圍後，主動去談判，要求不殺死他的部下，自己甘願被凌遲。

凌遲時，他的師爺也被凌遲，大呼小叫，石達開怒視他，說：“怎不可忍此須臾之間。”據史書記載，凌遲過程中，石達開一聲未吭。

電視劇《太平天國》王詩槐飾石達開

世上本沒有勇士，但慫貨多了就有了勇士。

有時我會想到抗美援朝的楊根思，他在死之前讓兩個部下將重機槍拆卸好帶走，因為重機槍很珍貴，是犧牲了很多戰士繳獲的。然後他一個人留下來守住陣地。大家知道，他抱著炸藥包跟衝上來的敵人同歸於盡了，我相信那一刻，他沒有什麼畏懼。

我採訪上過戰場的老戰士，他們說死根本不是個問題，最可怕的根本不是死，而是任務沒完成。死，太容易了，完成任務，可沒那麼容易。

《巴拉巴》，195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寫的是小偷巴拉巴。本來他要被處死，耶穌說：“別釘死他，釘死我吧。”巴拉巴的人生經歷導致他完全沒有信仰，因為遇見耶穌，完全形而下的一個人開始思考形而上的問題。

就是“世界上有沒有神，有沒有上帝啊，人為什麼而活著”這種終極問題，到最後他也沒有答案。他一會覺得有上帝，一會兒覺得沒有上帝，那麼最終他還是個盜賊，但他已經不是個一般意義上的盜賊了。

那麼這個時刻，文學家關注的就不是一個小偷的命運、小偷面臨的困境。他的問題跟耶穌的問題是一樣的，這是文學家要做的事情。我們很長一段時間，從古典主義到現代主義到今天的後現代主義，我們也發生了這種敘事視角的轉換。

我們不再寫耶穌的故事了，也就是說不再寫崇高的人，不再寫跟崇高有關的故事了，我們都去寫小偷的故事了。那麼我們寫小偷的故事的時候，我們關注的問題就是小偷關注的問題。

最終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文學界、我們的藝術界，就是在關注小偷、妓女和小市民關注的問題，以為這是在寫人性。

電影《巴拉巴》

其實我們從巴拉巴這部作品來看，當你在寫小偷的故事的時候，雖然在寫小偷，但小偷在思考耶穌該思考的問題，他們在終極的問題上是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這是文學家要做的事情，這樣我們的文學才有了向上的力量，而不是關注小偷、懦夫、小市民的切實的、現實的問題，使得我們的文學變成一個向下的力量——一個強大的向下的、向頹敗、向黑暗的力量。

結束前加一段內容，昨天，有個影片號剪輯了多個老戲骨痛斥小鮮肉沒有藝德的內容，其中有我一段關於小鮮肉威脅我國審美安全的內容。“審美安全”這個詞兒是我發明的，跟“戰略忽悠局”是一樣的，你要認真你就輸了。

幾年前，我跟宋方金做一個節目，宋方金說，我覺得小鮮肉是韓國對我國搞的陰謀，為的是推銷他們的整容技術，我說小鮮肉威脅了我國的審美安全。

如果有個初中生當真了，覺得我國除了領土安全、食品安全、網路安全以外還有審美安全，說明這個初中生很可愛，很天真。

如果一個成年人，或者說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學者，也當真了，甚至擼起袖子要批判一下我，那麼他們就不是可愛是可笑了。可能我一語成讖，審美安全還真的出現了。我很想知道，他們企圖捍衛什麼東西？他們有正事兒沒有？

一個畫師給教堂畫壁畫，畫了了六指的天使，牧師很生氣，說：“你見過六指的天使嗎？”畫師說：“沒見過，但你見過五指的天使嗎？”

宋方金經常說：“對這個世界，我們負有使命。”那麼，從文學到影視，從影視到勇士，我們的使命是什麼？是要拿劇本幹掉資本，是要拿文學幹掉成功學，是要拿故事幹掉事故。

諸位勇士，犧牲很容易，完成任務太難，所以今天在南京，提醒諸位勿忘使命，我們要完成任務啊。謝謝大家！

【文/汪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