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產犯罪題材電影在質量上獲得較高口碑，在數量上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在電影節上不斷斬獲各類獎項。
作為典型的型別電影而言，在中國的發展相對來說並不是很成熟，但是相較於喜劇片、歌舞片、科幻片來說，犯罪題材的電影逐漸贏得了電影節和觀眾的認可而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現象。
這些作品以犯罪元素呈現了多種多樣的藝術風格，並且表現了導演們對現實主義精神的強烈關注和細心體察，在犯罪題材電影穩中求進的過程中豐富了題材型別，緩解了中國電影型別曖昧、模糊不清的現狀，並且對犯罪題材電影的敘事的成熟和美學的特質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更為重要的是犯罪題材電影具有強烈的社會意識表徵和對法律制度的堅決維護，從影片中看到了正義性和對犯罪行為的強烈批判，犯罪題材電影同時能夠反映社會問題、實現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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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帶來的意義
2020年獨具氣質的犯罪題材電影《風平浪靜》獲得了第23屆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爵獎，影片中一個優等生的個體命運被放置於不斷裹挾前進的大時代背景之下，折射出教育系統和權力關係的現實思考。
2019年犯罪題材電影《誤殺》憑藉口碑殺出重圍，累計總票房破10億，影片在改編自印度影片的基礎上進行了“罪”與“罰”的哲學命題的探討，充分融合中國傳統文化中親情倫理的道德因素。
刁亦男導演的文藝犯罪片《南方車站的聚會》也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並且提名了第7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的主競賽單元，將一個警察追捕逃犯的型別化故事設定在一個城中村的“混亂不安”的複雜空間裡。
影片中濃烈突然的暴力美學、濃郁飽和的色彩表現、精彩絕倫的故事演繹引起了研究者們的普遍關注和強烈讚賞與此同時，犯罪題材電影在發展的過程中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2010年之後犯罪題材電影呈現出多元化和多維度的發展，在空間敘事上表現的更具有價值意義。
2010年之前在主題型別上，主要有文明與愚昧的衝突、麻木不仁的“看客”和社會體制的黑暗三種類型，到了2010年之後，主要轉變為人性的罪惡與慾望、傳統道德與信仰的缺失、父權的重新書寫。
《血色清晨》中的對李明光的集體扼殺，隨之走出頹敗落後儀式的希望，包辦婚姻、面子文化、人情世故組成了一副真實的封建煉獄圖，村民的集體“謀殺”和男權文化對女性的戕害，在電影中直指的是中國封建觀念的歷史映象。
《光榮的憤怒》和《天狗》都表現了村裡惡霸的形象，他們長期控制著話語權並且集政治權力於一身，村民敢怒不敢言，長期以來麻木不仁，甚至成為維護“霸權”的無意識者，展現了基層的腐敗。
《盲山》《盲井》則是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極致之作，帶有鮮明的批判立場，揭開社會的黑暗面，給予社會以深刻的思考和警醒。《天下無賊》、《李米的猜想》和《可可西里》則是從道德層面反映了關於信仰、承諾的美好信念，讓觀眾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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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物形象來看
從人物形象上，2010年之後主要表現為現代化程序對人的觀念的衝擊，但是這種衝擊不同於2010年之前是一種關於封建和法制混沌不清的狀態，亦或者說一種關於封建思想和法制意識的互相沖擊，影片中大多表現對愚昧封建的捍衛和對當下的輕視。
2010年之後主要是一種關於傳統道德和現代觀念的搖擺不定的狀態，亦或者說一種關於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的衝擊，影片中大多表現為社會變革之下人物生存環境的巨大變遷和觀念的無所適從。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2000-2010年的犯罪題材電影主要有女性形象的突出、信念的堅定者和矇昧的集體、對單純個體的扼殺者三個型別，《盲山》以女性為主要人物，他們既是受害者也是犯罪者。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影片賦予了女性受到迫害和侵犯時一定的反抗權力，但是這種反抗與其說是一種女性意識的覺醒，在男權的壓制之下實現被動反抗，帶著腳鐐跳舞的女性意識，不如說是一種文化選擇，更好的滿足了觀眾的審美同情和審美補償。
《天下無賊》《盲井》《可可西里》《天狗》中無論是單純的傻根、懵懂的元鳳鳴，還是內心充滿信仰的藏羚羊保護者、生態林的守護者，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充滿信念的堅定個體、充滿人性光輝的個體。
同時，在《血色清晨》《盲井》《盲山》中受害者的隕落正是因為村民們的集體扼殺，更是封建思想和頹敗文化對其進行的一次暴力扼殺，也有經濟利益充斥下黑暗貪婪的人性。
03
從敘事空間來看
在敘事空間上，2000-2010之間的影片表現為城市空間的缺位、農村空間的凸顯。由於處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前端，城市化程序尚處於緩慢發展的階段。
因此在電影中大多也是以農村空間為主導的，再加上農村空間的思想觀念在世紀之初開始受到衝擊，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使得農村人們一時之間無法接受新思想，從而引發了個體在時代變革之下一時無法適應的尷尬境地，文明的灌輸甚至也讓他們與之對抗，以拒絕的態度面對文明的灌輸。
總之，國產犯罪題材電影在2010年前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儘管這些犯罪題材電影中必然涉及對法律制度的觸犯，但是前後的主題和人物形象的流變在文化意義層面是不同的，文化意義的離軌者、拋棄者、漠視者有所不同。
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犯罪題材電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並且其中不乏佳作。2012年蔡尚君導演的《人山人海》改編自一起新聞案件，獲得了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最佳導演獎，影片中的個體以自我實踐的方式去行使“正義”的行為，涉及了警察形象、黑煤礦等現實問題的表現，看過電影之後感到內心的絕望和壓抑。
2013年賈樟柯導演的《天註定》也是根據社會真實發生的四起真實案件改編，獲得第6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本獎等多個國際大獎；2013年刁亦男導演的《白日焰火》獲得了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和最佳男演員獎，從此開始犯罪題材電影便引起學者、觀眾的強烈關注。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犯罪題材電影的優秀作品，如《除暴》（2020，劉浩良）、《風中有朵雨做的雲》（2019年，婁燁）《江湖兒女》（2018，賈樟柯）、《暴雪將至》（2017，董越）······
在這些犯罪題材電影中，一方面有一些導演擅長拍攝犯罪片，並且形成了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如曹保平，刁亦男、婁燁，忻鈺坤，賈樟柯等；
另外一方面這些電影在體現自己藝術追求的基礎上給予了導演的現實關照和人文關懷，大部分影片改編自社會現實中的新聞事件，對國家的傳統道德和現代化程序之間的衝擊進行深刻的探析。
在美國和韓國型別電影已經發展相對成熟的情況，形成了被觀眾廣為熟知和讚美的優秀作品。
犯罪片能夠揭開一個制度傷痛和=黑暗的面紗，同時在美國和韓國審查制度分級的基礎上紛紛拍攝出大量酷烈陰鬱的影片，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犯罪題材電影同時完成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傳達並以撕開傷疤的疼痛力量促進了制度改革。
美國獲獎無數的經典犯罪片《肖申克的救贖》自然不必說承載的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同時也讓人們看到了美國製度的黑暗和監獄體制化的問題。
2019年獲得第7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金獅獎最佳影片的《小丑》也是針對社會冷漠無情的權力系統、病態瘋狂的社會現實進行深刻的批判。
《沉默的羔羊》、《教父》、《七宗罪》這些經典電影都以獨特的領域為切入點，表現了高智商犯罪和犯罪者的心理分析過程。
韓國犯罪片融入很強的社會意識和社會現實狀態繼而表現了韓國的民族意識和社會價值觀，如《殺人回憶》中涉及到韓國政府的時代記憶和一個令人絕望的結尾，這些都使得這部犯罪題材電影社會現實問題得以印證。
《熔爐》《老男孩》《恐怖直播》《追擊者》等一系列具有韓國民族意識和悲恨文化的影片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並且很快形成韓國犯罪片進行積極型別化探索的重要現象。
04
我們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犯罪題材電影也不例外，特別是近十年以來犯罪型別與愛情元素、喜劇元素相互融合，積極找到一條適合國產犯罪題材發展語境的道路，在結合現實和民族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型別化和現實性的創新。
但是國產犯罪題材電影從嚴格意義上看界限模糊，型別曖昧，少有相對成熟的創作模式，大多以文藝片的形式出現而忽略了商業性的方面，充滿作者電影所具有的個人風格和本土烙印。
國產犯罪題材電影需要在審查制度下找到一條合理化的創作方法，在現實主義與型別敘事之間，找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總體來說，美國犯罪片的型別包含較為廣泛，除了典型的犯罪片之外，還有一些亞型別，如警匪片，偵探片等等。
犯罪片通常以一樁罪案的發生過程為主要內容，從罪犯的犯罪過程或偵探的調查為出發點，表現了罪犯作案過程，對後現代語境之下個體的自由和自尊進行思考。
此外，現代都市中的地下黑幫、警匪之間的生死搏鬥，呈現出對秩序穩定的渴望和後現代主義的思考。
國產犯罪題材電影也呈現了各國犯罪片電影中表現出來的敘事模式和文化內涵，但其在主題表達方面不同於美國和韓國，基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中，千百年來遵循的優良社會秩序和道德規範已經深深地融化在民族的集體意識和行為規範中，映射了國產犯罪題材電影受到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影響，因而具有對傳統與現代的思考和民族特色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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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呈現的思考
近十年以來，犯罪題材電影積極吸收了外國犯罪片的創作特色，試圖找到一條全新的突破口，開啟國內和國際市場，在型別發展上進一步填補了犯罪電影的空缺，在形象的塑造上強化了法制意識。
犯罪題材電影展示了較為特殊的敘事空間，如犯罪空間、死亡空間，底層空間，上層空間等具有鮮明二元對立的場所，同時也呈現出鮮明的私密空間、娛樂空間、地下空間、農村空間等一系列具有敘事意義的空間。
犯罪題材電影的空間敘事讓我們認識並關注到空間的重要作用，透過對空間型別、敘事人物、空間策略的研究分析，希望能夠總結出犯罪題材電影區別於其他電影型別的獨特之處以及尚且存在的不足，同時電影導演們在創作上不斷探索並贏得廣泛認可。
同時犯罪題材電影的空間呈現更加具有透視社會現實的意義，並且在空間選取上具有符號化的特點，也更能夠呈現出出地域性與現代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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